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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在20世紀上半葉經(jīng)歷了兩場災難性的內戰(zhàn)——我們稱之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但在歐洲內部，這其實就是歐洲國家間的內戰(zhàn)。最終，英國無力再維持全球帝國，但美國在此時接手了。美國繼承了大英帝國統(tǒng)治的思維方式和制度。

大英帝國統(tǒng)治在地緣政治方面的主要體現(xiàn)，就是控制世界不同地區(qū)的政權，所以英國十分擅長我們所說的“政權更迭”操作。如果你不喜歡某國政府，那就換掉它，這是一種與外交不同的對外政策。在外交中，如果你不喜歡一個政府，你會坐下來談判。但如果你是19世紀的英國人，你不喜歡一個政府，你會威脅它、殺掉其統(tǒng)治者、或者推翻它。這也是20世紀下半葉英國對外行動的主要模式。

美國繼承了這種行動模式。我甚至可以說，是英國人教給了美國人。1953年，英美就搞了一次“聯(lián)合行動”——由英國軍情六處（MI6）和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聯(lián)手推翻了伊朗政府，這間接塑造了今天的局勢。1953年，伊朗本有一個運作良好的民選政府，由摩薩臺總理領導。他有個在當時非常激進的想法：伊朗土地下面的石油，應該屬于伊朗人。而英國人則認為，這些石油屬于英國。所以當這位民選伊朗總理說“這是我們的石油，在我們的國土之下”時，英國政府就知道必須推翻他。他們聯(lián)絡了美國政府，秘密策劃了推翻摩薩臺、扶植伊朗巴列維國王的行動，建立了一個在美國控制下的警察國家。

伊朗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臺1953年被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動的政變推翻

如果要統(tǒng)計一下，美國從1945年到1989年冷戰(zhàn)結束期間所有的此類政權更迭行動……有位政治學學者林賽·奧羅克（Lindsey O'Rourke）在2017年出版了一本很棒的書，叫《隱蔽的政權更迭：美國的秘密冷戰(zhàn)》（Covert Regime Change），她當時是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教授的學生。她統(tǒng)計出美國冷戰(zhàn)期間進行了64次隱蔽的政權更迭行動（大部分由CIA主導），以及6次公開的政權更迭行動（即公開發(fā)動戰(zhàn)爭推翻別國政府）?？偣?0次政權更迭行動！

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統(tǒng)治之術。它與外交背道而馳，你不需要和對方打交道，你只需要控制它、推翻它、刺殺其領導人、發(fā)動政變、操縱選舉、制造騷亂來顛覆那個政權。這種事情在臺面下發(fā)生了64次?！半[蔽”（covert）一詞是什么意思？就是美國否認自身扮演的角色，盡管當?shù)孛癖姸夹闹敲魇钦l干的。所以當這些事件發(fā)生時，關于“誰是主謀”這個問題，其實并沒有那么隱晦。所有人都說是美國干的，但美國卻說：“跟我們沒關系。不是我們干的。那是當?shù)刈园l(fā)的騷亂?！?

我之所以提到這些歷史是因為，這種傲慢的統(tǒng)治之術——本質上是一種帝國心態(tài)——正是美國從1945年到1991年的心態(tài)體現(xiàn)。美國人民被告知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要對抗全球共產(chǎn)主義。這就是當時給出的解釋，尤其是針對蘇聯(lián)。美國指責蘇聯(lián)想要接管全世界，并以此為借口，試圖去接管世界所有其他地方。

非常關鍵且有意思的是，美國拒絕讓任何國家保持中立，并宣稱：“如果你不站在我們這邊，你就是反對我們?！币虼?，美國積極反對別國保持中立。這也是一個非常詭異的主張，因為很多國家說：我們不想選邊站，我們想和蘇聯(lián)做生意，也想和美國做生意。我們沒有強大的軍隊，我們不攻擊別人，但我們也不想和任何一方的關系搞僵。美國卻說：不行，這還不夠。你要么站在我們這邊，要么就是反對我們。

有意思的是，對于在座的學者們——這里可都是學者——如果你們讀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這本史書因為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近年來出版的書又流行起來了，書中提到一段“米洛斯對話”。這場對話發(fā)生在雅典人和米洛斯島的領袖之間。

米洛斯人表示，“我們想跟雅典做朋友，也想跟斯巴達做朋友”。但是雅典人說：“不行。你們必須跟我們站在一起，反對他們?！?

米洛斯人回應，“不，我們只想保持中立，安分守己。別管我們行嗎？我們喜歡你，但不想加入你的帝國，也不想加入他們（斯巴達）的帝國?！?

然后雅典人蠻橫地表示，“不行，你們要是中立，就會削弱我們在整個希臘域內的權威，會讓雅典的所有盟友覺得我們軟弱，所以你們必須臣服。否則，我們就殺光你們?！?

歷史上，大約公元前416年，米洛斯人果然拒絕了雅典。結果呢？雅典人入侵，殺光了米洛斯島上的男人。當然，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真正揭示的是：僅僅12年后，雅典就戰(zhàn)敗了。所以，除了帶來失敗以外，那份傲慢沒有任何意義。還不止于此：打贏了戰(zhàn)爭的斯巴達后來也從歷史上消失了。雙方誰都不是贏家。戰(zhàn)爭同時耗盡了雙方的元氣，而希臘在下個世紀里就被馬其頓入侵了。所以說，這場漫長的戰(zhàn)爭讓交戰(zhàn)雙方都成為輸家。

但雅典展現(xiàn)的傲慢，正如今天的美國。順便提一句，那時雅典可是偉大的民主政體，但同樣傲慢至極，最終吞下了自己釀成的苦果。正因為是民主體制，他們選出了許多愚蠢的領導人，那些人非常擅長蠱惑人心，煽動民眾道：“為什么不攻打敘拉古？為什么不把戰(zhàn)爭繼續(xù)下去？”他們毫無理智，最終令雅典一敗涂地。

公元前5世紀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形勢示意圖

我個人的大部分工作始于1989年，那時我已經(jīng)在拉丁美洲工作，然后冷戰(zhàn)結束了。簡單來說，我曾擔任戈爾巴喬夫總書記的顧問——不是作為直接顧問，而是通過他的首席經(jīng)濟顧問。后來，我直接擔任過葉利欽總統(tǒng)的顧問，也當過烏克蘭總統(tǒng)以及許多其他領導人的顧問。

我當時想，這太好了，冷戰(zhàn)結束了，全世界都在搞市場經(jīng)濟，大家可以共享經(jīng)濟繁榮的成果。窮國能更快地發(fā)展，縮小與富國的收入差距。富國也該幫窮國追趕上來。這樣我們就能擁有一個安全、繁榮的世界。

作為一名經(jīng)濟學家，我那時相信，現(xiàn)在也依然相信：有足夠的資源供所有國家得到發(fā)展。因為經(jīng)濟學理論里面有個馬爾薩斯理論，說資源是不夠分的，因此爭斗不可避免，總會有人最終成為輸家。這個觀點我們可以討論，但我拒絕接受。我的理由基于經(jīng)濟學本身。換句話說，這不是關于道德理論，而是關于實踐的理論：只要人類選擇正確的技術路線（比如用太陽能，而不是化石燃料），就能讓全世界每個人都過上好日子，有足夠的資源供所有人實現(xiàn)發(fā)展。這就是我在1990年代初提出的觀點。

然而，美國非但沒有放棄，反而強化了帝國心態(tài)。它沒有把冷戰(zhàn)結束視為建立一個平衡、公正、和平的世界新秩序的良機，反而將其視為謀求霸權的契機——非常赤裸裸地認為。這成了所謂“新保守主義者”的意識形態(tài)，這幫人從1991年開始，基本上掌控美國政壇至今。新保守主義者的核心思想是：只有在美國領導下，世界才會安全，因為美國是“正義的力量”，所以就該美國制定規(guī)矩，扮演世界警察，決定世界各地的事務，然后天下就太平了。

這種立場何其傲慢，這個想法本身也極其荒謬。但自1991年起，歷屆美國政府基本上奉行了這一套理念。我本人也算近距離見證了一切。作為一名經(jīng)濟學家，我的主張是：我們應該幫俄羅斯重新站穩(wěn)腳跟，幫非洲實現(xiàn)發(fā)展，確保全球各地消除貧困?？蛇@些想法在美國的政治領導層（包括我那些短暫掌權的前同事們）那里，通通不被接受。他們認為這些想法太天真，有違美國利益。美國的利益就是當“全球老大”，而不是在一個共享繁榮的開放世界里搞合作。在我看來，冷戰(zhàn)的結束甚至讓這種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更加糟糕。

順帶說一句，這對中國也很重要。冷戰(zhàn)期間，美國所有說辭都是，“我們對抗蘇聯(lián)是因為反對國際共產(chǎn)主義”。你們知道，在美國語境里，“共產(chǎn)主義”這個詞本身就夠嚇人的。可當俄羅斯獨立并宣布自己搞“市場經(jīng)濟”，進入“后共產(chǎn)主義”的新時代了，這對美國政壇產(chǎn)生了什么影響嗎？一點沒有！這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