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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分化和社會分裂在拉大政府與民眾的隔閡，不管政府如何努力，做出了多少成績，民眾就是不買賬，不滿意。柏林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和貝塔斯曼基金會8月份發(fā)布的調研報告表明，德國政府任期尚未過半，執(zhí)政協定中近七成承諾已兌現，創(chuàng)造了聯邦政府執(zhí)政史上最好的成績。然而，老百姓對政府工作并不滿意。阿倫斯巴赫研究所的同期民調結果顯示：僅十分之一的民眾相信政府能兌現承諾。

官民之間感受隔閡伴隨著局部發(fā)生的社會沖突。2019年6月，卡塞爾基民盟地方官員被新納粹分子殺害，讓政治家的安全保護問題成為社會熱門話題。10月，東德哈勒市發(fā)生反猶槍擊案，引發(fā)了德國社會關于猶太人以及猶太教堂安全的大討論。德國已經很多年沒有這樣廣泛討論反猶問題了。猶太問題永遠是擺在德國人面前的一面鏡子，讓德國在歷史面前永遠無處逃遁。有分析認為，反猶問題再度顯現，其背后是德國社會的進一步撕裂，而這一撕裂滋生出的暴力化傾向正在侵染德國社會。

這一年里，語言學家們注意到，公共場合和社交媒體里的語言風格變得“粗魯化”，惡語相加越來越司空見慣。德國總統也呼吁政治家們要帶頭善待語言，有話好好說。令人擔憂的是，暴力的語言是暴力行為的前兆。

在對外關系中，德國這一年四處應付，用力分散，未呈現出明顯的外交格局與謀略。對法關系方面，盡管《亞琛協定》表達了“將來要把德法政府合二為一”處理國與國愿景，但目前還停留在紙面上，德法關系沒有明顯朝融合發(fā)展，還在很多重大問題上有嚴重的分歧。當馬克龍批評北約已經“腦死亡”，默克爾則表示不認同，“我認為，即使我們存在問題，我們需要更多協調和理解，沒必要這樣一棒子打倒”。

對美關系上，德國一廂情愿地想處理好對美關系，大西洋派的親美勢力想方設法討好美國，但是始終無法逃脫被美國控制，甚至制裁的命運?！氨毕?號”天然氣管道項目對德國能源安全至關重要，但影響到美國的經濟和戰(zhàn)略利益，對德國的懲罰隨即降臨，美國并不給德國留面子。德國對待華為的態(tài)度，也是更多地夾雜著德美關系的艱難拿捏。

德俄關系也相當糟糕。9月份歐洲議會通過的《關于戰(zhàn)爭爆發(fā)與團結對歐洲未來重要性的決議》把蘇聯和納粹德國相提并論，把二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歸結為蘇聯和德國簽署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這令普京大怒，直接大罵包括德國人在內的歐洲人過去與納粹串通一氣，對猶太人犯下滔天罪行，如今不對歷史進行深刻反思，反而將罪責轉嫁到蘇聯人身上。

中德關系雖然形勢良好，但相互之間的信任關系因德國外長在香港等問題上有損中國利益的做法受到損傷。

世界處在劇烈分化組合之中，歐洲一體化空前艱難，各成員國各懷心思，各自算計，都陷于內政煩亂的糾紛中自顧不暇，可以說，德國面臨的是歷史少有的亂局，而應對亂局急需思想供給和戰(zhàn)略謀劃。但，過去一年感受不到德國思想界和學術界的活躍。

冷戰(zhàn)之后，德國思想界和政界就不斷提出，在對外關系上要以自身利益為重，要承擔更大的全球責任。但這些概念依舊停留在概念上，還看不出學理和思想，看不到具體有效的戰(zhàn)略。很顯然，歷史積累下來的沉重的意識形態(tài)緊緊地束縛著德國的思想和視野，價值觀被自覺或不自覺地當做衡量事務的根本標準：

對內，認為東德是被從民主德國社會主義體制下解放出來獲得自由和民主新生的思想奠定了“西部佬”優(yōu)越感的基礎，導致西邊人高高在上，東邊人自覺受辱，“人生履歷”被無一保留地否定和踐踏，兩邊之間的界河在加寬。近日，圖林根州的州長就要求聯邦政府改變對民主德國一概否定的做法，呼吁承認東德時期在教育等領域取得的成就。

對外，德國沒有注意到網絡數字化時代，國家和社會的內涵正在發(fā)生巨大變化。傳統國家靠有形的空間，如土地、軍隊、機構來實現治理和管理，而在新媒體高度發(fā)達的時代，國家的要素發(fā)生了變化，無形的要素勝過有形的要素。網絡空間賦予每一個公民直接或間接參與政治生活和外交生活的權利。原本屬于政府特權的外交早已演變成對外關系，對外關系則進一步演變成對外感受。感受決定著一切，也影響著一切。無形的感受戰(zhàn)勝了有形的成果。這是一個需要重新定義“國家是什么”，“社會是什么”，“世界是什么”的時代。德國思想界對此還沒有深入的討論，在判斷對外關系時受困于傳統模式和意識形態(tài)標準，獨守價值觀窠臼，自縛手腳。比如對待華為，一些政界人士不是立足網絡數據時代該技術對國家利益的基礎意義判斷取舍，而是依據意識形態(tài)視角要拒之門外。值得注意的是，前任德國外長加布里爾曾提出，網絡和大數據是國家的主權要素，以此引導德國公眾關注政治、政權、政府重新定義的問題。但這樣的討論還很小眾，而且隨著他離任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熱衷于搞所謂的價值聯盟，帶著濃厚意識形態(tài)的討論，讓德國回到歷史的老路上。

綜合起來看，解決內政問題，尤其是推動東西德的社會融合，應該更多考慮民生問題，而不是總在高談民主?？照劽裰?，不談或少談民生，只會使得思想和認知上的隔閡更加劇烈，沒有民生，民主就失去根基，失去意義。解決外交問題也要掙脫意識形態(tài)的束縛，看清國家利益的根本所在，而不是一葉障目，忽略了利益，還自我感覺良好。

展望2020年，德國將迎來后年大選備戰(zhàn)的前夕，也是本屆聯邦執(zhí)政聯盟可以繼續(xù)合作的最后一年，預計德國會出現暴風雨來臨前的平靜，加之，德國2020年沒有大范圍的選舉活動，默克爾總理會比較穩(wěn)定地維持執(zhí)政地位，直到年底前進入大選前期備戰(zhàn)。此外，德國下半年將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一般認為，這是默克爾總理在她政治生涯的最后時期與她曾經的部下、現任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聯手推出歐盟政策的大好時機，預計歐盟在內外政策上，包括其對華政策與合作項目等方面會有所作為。另一方面，德國國內的政治力量分化和社會思潮分裂趨勢將進一步演變，其走向會塑造德國未來政治和社會生態(tài)。面臨激烈的全球科技競爭和經濟壓力，德國如何開放思想，拓寬視野，將決定其整體創(chuàng)新能力和社會活力。

【本文作者姜鋒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學者、黨委書記，中國論壇特約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