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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秦朝以前，中國和歐洲國家一樣是封建社會，但是，從秦朝開始廢除封建貴族，設立郡縣，地方官員都由中央政府委派，以后的朝代也都是沿用秦朝的制度。隋朝以來，官員通過科舉制度進行選拔。宋朝以后，科舉考試的教科書指定為“四書五經”。

在古代對于讀書的評價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因為當時經由科舉考試做官的投資回報率最高，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而且還可以光宗耀祖。在這種狀況之下，有聰明才智的人大都會為科舉的物質回報所吸引，熱衷于參加科舉考試。

聰明人不一定有好奇心，但是有好奇心、懂得去觀察發(fā)現(xiàn)并能總結出科學理論的人卻一定是聰明的人。人的行為方式會受到激勵機制的高度影響，對于這些有著聰明才智的人來說，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加官晉爵無疑是投資回報率最高的行為，因此當然會為科舉考試所吸引。對于科學技術，即使他們有心研究，也不會有多少時間。

后世記載，唐太宗在科舉開試時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網絡

宋朝以后，四書五經是標準的科舉考試教科書，有人做過統(tǒng)計，僅僅是四書五經的字數(shù)之和就有四十多萬，如果要把這四十多萬字倒背如流，假設每天背兩百字，而且背完以后不會忘記，也需要六年多的時間。此外，還要讀史書，學作詩和作八股文，所有這些至少要花上十年的時間，所以叫“十年寒窗”，比現(xiàn)在讀書要辛苦得多。

就算有考生一朝得中，還要一層一層地爬官階，并且必須按照官僚階層的考核標準要求自己?？己藰藴示褪撬臅褰浝锼噍?shù)膬r值標準與理論體系。這可以解釋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謎，即在信息與監(jiān)控手段非常落后的古代，皇帝是如何控制全國的官僚并維持國家的穩(wěn)定的。

中國的統(tǒng)一與秦朝以后的官僚體系有很大的關系。在秦朝以前，中國的統(tǒng)治者確實與歐洲的國王一樣沒有控制力，所以才會出現(xiàn)春秋戰(zhàn)國時的局面。但自秦朝以后，這樣的現(xiàn)象就再也沒有發(fā)生，因為科舉制度為那些既聰明又有野心的人進入官僚體系提供了一個機會。如果可以通過正常的手段成為統(tǒng)治階級的一部分，他們就不用造反。

所以各個朝代都依靠科舉制度不斷吸收社會上有能力又有抱負的人進入官僚體系，使其不必造反就可以成為統(tǒng)治階級。既然社會上有能力的人都被吸收進統(tǒng)治階層，統(tǒng)治階層當然就會比較穩(wěn)定。這與歐洲的制度不同，歐洲沒有文官體系，貴族都是世襲的。

到了宋朝以后，通過科舉考試前四書五經的價值灌輸，儒家哲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被內化為個人的價值觀體系。如果臣子不忠于皇帝，就會有極大的罪惡感，因為他從小就是在這套價值體系里被教育長大的。同時，整個社會也是以儒家的價值標準作為道德標準。

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是了解中國古代社會政治體系的一本好書。書中寫到張居正是明神宗時期的內閣首輔，推動變法革新，但是他的母親去世后，按照中國的儒家傳統(tǒng)文化，他必須辭官“丁憂三年”。當時張居正的改革大業(yè)正處在關鍵時期，如果他辭官“丁憂三年”，改革大業(yè)可能就會夭折，所以張居正本人不太愿意離開，明神宗也不太愿意讓他走，但是當時就有一些言官因此而彈劾他。

皇帝的權位來自官員對儒家倫理價值體系的遵守，如果連內閣首輔都不遵守這個體系，就是鼓勵對皇帝的不忠，從而動搖國家的根基。可見，在傳統(tǒng)社會中央政府的統(tǒng)治成本特別低，因為整個社會都有一套統(tǒng)一的價值觀念。這是中國古代能夠長期維持大一統(tǒng)的重要原因。

在科舉制度實行初期，考試的科目也曾包括數(shù)學。但是皇帝很快發(fā)現(xiàn)，考數(shù)學對于維持自己的統(tǒng)治沒有什么幫助，所以后來就把數(shù)學考試取消了。明代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是中國科技史上非常重要的著作。在《天工開物》的序言中，宋應星寫道，聰明而又有抱負的人是不應該讀這本書的，因為讀這本書對于科舉沒有幫助。每個人的時間有限，在學四書五經的同時難以兼顧數(shù)學和可控制實驗。

即使有一些聰明的人，可能分心進行科學觀察，但是由于缺乏數(shù)學工具，也難以產生科學革命。例如，王陽明有一首詩，“山高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道山高月更闊”。這是一種觀察，從現(xiàn)代科學來看也是對的，但他不可能發(fā)展出一套科學體系，因為他缺乏適當?shù)臄?shù)學工具。

一個在特定的技術和物質條件下顯得優(yōu)越的制度，在其他條件下可能會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這也就是經濟學里所說的制度障礙。當然，在信息手段非常有限、監(jiān)測成本非常高的年代，科舉制度本身是一個非常卓越的制度安排，它讓那些有野心有抱負的人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進入官場?？婆e制度有一個考核的客觀標準，因此相對來說是公平的、客觀的。它讓那些有能力的人不斷進入官僚體系，維持官僚體系的活力。如果有能力的人不造反，那么國家就很安定，就能維持大一統(tǒng)。

過去中國的繁榮和中華文明的鼎盛與此有很大的關系。但是，科舉制度的優(yōu)越性只局限在技術創(chuàng)新都是依靠經驗來發(fā)明的時候。到了需要科學實驗發(fā)揮作用的時候，科舉制度便開始妨礙新發(fā)明的產生和科學技術的進步。

明末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萌芽 網絡

還有一個相關的命題，因為是韋伯提出的，所以叫“韋伯疑問”，與前面分析的李約瑟之謎有共通之處。按照韋伯的研究，中國在明朝就已經出現(xiàn)了資本主義的萌芽，于是他就問：為什么資本主義在中國很早就出現(xiàn)了萌芽，但是中國最終并沒有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其實仔細思考以后就會發(fā)現(xiàn)，問題的關鍵還是在于沒有科學革命，沒有科學革命也就不會出現(xiàn)工業(yè)革命。

中國在8世紀到12世紀期間，技術變遷速度非常快，但之后技術就基本處于停滯狀態(tài)。在技術處于停滯狀態(tài)的狀況之下，資本就沒有辦法深化，當然也就不會出現(xiàn)全面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含義是，資本不斷深化，在此基礎上資本與勞動的雇傭關系也不斷深化。在中國傳統(tǒng)的技術之下，資本能夠雇用的工人非常少，沒有辦法進行現(xiàn)代的機械化大生產，也就不會出現(xiàn)與機械化大生產相伴隨的資本主義。

回答韋伯疑問，追根溯源還是在于中國沒有工業(yè)革命。沒有工業(yè)革命，就沒有技術的不斷創(chuàng)新和資本的不斷深化，所以雖然中國的資本主義形態(tài)早已出現(xiàn)，但是只能停留在萌芽的階段。

林毅夫：《解讀中國經濟》，北京大學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