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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甲午之戰(zhàn)雖然激發(fā)了中國志士“中興隆治”，現(xiàn)代地理學在中國民間得到發(fā)展還要等到八國聯(lián)軍洗劫北京（1900）前后：《中外輿地全圖》出版于1903年（1908年再版時更名為《大清地圖、世界地圖合冊》）。[25] 辛亥革命爆發(fā)前兩年（1909），張相文等幾位士人在北京成立“中國地學會”，創(chuàng)辦《地學雜志》，開卷語有言：

西力東漸，萬里神皋乃為他族權利競爭之物，幾年以來，非惟邊繳多事，內(nèi)地亦幾遭蹂躪，而莫敢誰何，推原禍始，實由地學隔膜。

山河破碎，國家裂散，地理學知識不可能切實成為國家教育的有機組成部分。

中國軍人保衛(wèi)盧溝橋

日軍在北平城外始建于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的盧溝橋發(fā)起全面侵華戰(zhàn)爭之前3個月（1937年4月6日），中共中央派出老同盟會成員林伯渠（1886-1960）代表陜甘寧邊區(qū)政府前往黃帝陵祭拜祖先，毛澤東為此寫下四言體祭文《祭黃帝陵》，史稱中國共產(chǎn)黨人帶領中國人民抗擊日本帝國入侵的“出師表”，似乎對即將到來的世界大戰(zhàn)有所先覺。[26] 毛澤東寫道，“琉臺不保，三韓為墟”，對“遼海燕冀，漢奸何多”耿耿于懷——“以地事敵，敵欲豈足？”毛澤東的歷史地理目光何其深邃，對“強鄰蔑德”何其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澤東《祭黃帝陵文》碑文

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在1946年8月與美國記者的談話中首次提出“中間地帶”概念，標志著新中國地緣政治意識的誕生。我們值得意識到，毛澤東提出這一概念時，實際針對的是中共高層當時普遍存在的擔心：國共內(nèi)戰(zhàn)很可能會誘發(fā)美蘇之間的戰(zhàn)爭，那樣的話，中國難免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戰(zhàn)場。[27] 毛澤東則看到，正因為中國處于陸上強國與海上強國之間的“中間地帶”，中共必須而且能夠獨立自主地把中國重新組織起來。

從政治史學的視角來看，毛澤東的“中間地帶”論與美國“遏制戰(zhàn)略教父”斯皮克曼（1893-1943）的“邊緣地帶”論恰好針鋒相對，盡管當時毛澤東未必知道斯皮克曼在“二戰(zhàn)”初期提出的海權大國必須對歐亞大陸形成包圍的地緣政治戰(zhàn)略。[28] 毛澤東憑靠極為超邁的地緣政治智慧敏銳地看到，中國在當今國際地緣政治格局中究竟處于怎樣的實際位置。1960年代，當毛澤東再次論及“中間地帶”時，國際政治格局的演變充分證明了他在20年前的英明預見。[29]

193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共產(chǎn)黨員和工作人員的緊急會議，毛澤東講話號召“每個共產(chǎn)黨員和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要的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

毛澤東對政治地理知識的關注來自對中國命運的擔當：1926年在農(nóng)民運動講習所授課時，毛澤東主動講地理課，而他的地理知識顯然都來自于自學。[30] 1940年，師哲（1905-1998）從莫斯科軍事工程學校畢業(yè)后回到延安，被分配給毛澤東做翻譯。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時，師哲很緊張，為了讓他放松，毛主席隨口問他是哪里人。師哲說自己是“韓城人”，毛主席馬上說，“你和司馬遷是同鄉(xiāng)”。

接著，毛主席談到龍門在韓城縣境內(nèi)，“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的出處；講了黃龍山山脈自西向東，綿延到韓城縣境內(nèi)；解釋了黃龍山命名的起因，它的山勢、土壤、物產(chǎn)，并指出延安以南的嶗山也屬于黃龍山山脈。[31]

把中國重新組織起來的偉大領袖對中國的山河地理了如指掌并不讓人驚訝，中國的政治家對世界地理也了如指掌，才具有歷史意義。1960年代中期，毛澤東在一次關于“三線建設”的高層會議上講：斯大林若在1930年代把重工業(yè)基地建在烏拉爾山以東而非斯大林格勒，德國突然進攻蘇聯(lián)時就不會受到那么大的損失。面對當時北面的蘇聯(lián)和南面的美國在南北兩個方向的夾擊，毛澤東則看到“敵人很可能是中間突破”，因此必須經(jīng)營西南大后方。[32]

1948年8月，即將進京的中共中央機關在西柏坡主持召開了“地理座談會”，由德高望重的徐特立先生（1877-1968）主持。在此之前，徐特立多次與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研究室地理組談“關于學習地理問題”。[33] 新中國建立之后，我國的世界歷史地理教育才有了堅實的土壤：1965年，斯皮克曼的《和平地理學：邊緣地帶論》等一批政治地理學名作的中譯本問世。[34]

《和平地理學》，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 俞海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亨廷頓在1993年提出“文明沖突論”之后不久（1996），就明確提出中美之間將面臨所謂“修昔底德陷阱”：

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臘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強導致了伯羅奔半島戰(zhàn)爭。同樣，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興起和衰落的國家之間的“霸權戰(zhàn)爭”史。……在西方與中國之間缺少這種親緣關系的權力轉(zhuǎn)移中，武裝沖突并非一定會發(fā)生，但可能性會較大。伊斯蘭的推動力，是造成許多相對較小的斷層線戰(zhàn)爭的原因；中國的崛起則是核心國家大規(guī)模文明間戰(zhàn)爭的潛在根源。[35]

我們值得意識到，當時，我國的改革開放正經(jīng)歷轉(zhuǎn)型期，前途未卜，沒誰預斷中國會強起來，相反，“中國崩潰論”倒是不絕于耳。由此可見，美國政治家的地緣政治意識何其敏感。

亨廷頓在1996年提出中美之間未來可能爆發(fā)“大規(guī)模文明間戰(zhàn)爭”的預警，并非基于他自己的國際政治學考量，而是來自美國國防部“戰(zhàn)略與預算評估中心”主任安德魯·馬歇爾在1980年代末秘密提出的戰(zhàn)略預警：美國在未來的最大挑戰(zhàn)將來自中國崛起為大國并超過蘇聯(lián)。[36] 當時，蘇聯(lián)尚未瓦解，而中國的改革開放則正處在“勇闖物價關”的危難時刻，安德魯·馬歇爾能有如此戰(zhàn)略預警能力，乃因為他成長于美國的大蕭條時代，年紀輕輕就經(jīng)歷了日本突襲珍珠港事件（同上，頁52-58）。正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國開始了大張旗鼓的政治地理學普及教育。我們?nèi)粢詾槊绹?008年重提遏制中國戰(zhàn)略是因為有人張揚“中國強起來”，僅僅表明我們對美國的認知幼稚得可笑。

晚清時期的地理學人凌廷輝在其《人生地理學·總論》中曾發(fā)出呼吁：

今日所謂強國者，其一般人民，必富有地理之知識也；所謂弱國者，其一般人民，必缺乏地理之知識也。嗟我中土，山河之美，卓絕全球，而臥榻之旁，任人酣睡。然而尺土寸壤，皆先王先公之所經(jīng)營，踐土食毛，正我子孫所當圖報。欲折歐美之狡謀，而醒吾民之睡夢，不明地理，何所憑依？是欲發(fā)達我國國民之國家思想者，當發(fā)達我國國民之地理知識也。（轉(zhuǎn)引自郭雙林，頁151）

在改革開放后的今天，這話仍然沒有過時。只不過我們應該認識到，大約120年前在西方學界形成的地緣政治學這門現(xiàn)代學科究竟具有怎樣的政治品質(zhì)，從而明白：政治地理學與其說是人文地理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還不如說是其別名。畢竟，世界歷史上從來就沒有非政治的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