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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移居到了莫斯科，希望能說服俄羅斯政府不要采納西方的經濟理論，而應該學習中國的改革措施。在那一時期，我撰寫了文章《為什么中國的經濟改革會成功，而俄羅斯和東歐會失敗》。那時候我還沒有跟中國有過任何實質性接觸。實際上，我第一次來中國是2005年。那篇文章完全是從純經濟理論的角度寫的。

這篇文章產生了很大影響。因為文中的觀點與99%西方經濟學家所持觀點都是相反的，那些西方經濟學家認為西方經濟理論提倡的“休克療法”將取得成功，而中國的經濟改革將遭遇失敗。我曾就此與俄羅斯副總統(tǒng)、總統(tǒng)經濟顧問進行過公開辯論，這篇文章當時還被印發(fā)給俄羅斯國家杜馬的每一位議員。但是，最后我失敗了，沒能說服俄國人采取中國的經濟改革措施。

俄羅斯和烏克蘭在1992年之后，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經歷了自工業(yè)革命以來最嚴重的經濟災難。1992-1998年，俄羅斯的GDP下降了39%；在1991-1998年，烏克蘭的GDP下降了58%。所以，我那篇文章并非危言聳聽、制造恐慌，經濟災難實實在在地發(fā)生了。俄羅斯的實踐對西方經濟理論進行了檢驗，這也是對某些中國新自由主義者所持觀點的實踐檢驗。

我們可以把上述兩國與中國做個對比。這幅圖體現(xiàn)了從1991年-2016年三國經濟規(guī)模變化情況。中國經濟規(guī)模增長了948%，俄羅斯僅僅增長了21%，而烏克蘭則萎縮了34%。中國經濟理論相對于西方經濟理論的優(yōu)越性得到了體現(xiàn)。

俄羅斯社會的蕭條狀況是極為凄慘的。如果在中國看到這一景況重現(xiàn)將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大噩夢。這也是為什么當我聽到一些信奉新自由主義的中國人推銷他們觀點時，如此憤怒的原因。因為我曾親眼見到那些新自由主義者對自己的社會做了什么，他們毀掉了自己的社會。有人說我對持新自由主義觀點的人攻擊太過激烈，因為我很清楚那些觀點對人類意味著什么。

2000年，我的一位委托人同時也是我的好友肯·利文斯通當選為倫敦市長，他希望我能幫他制定倫敦的經濟發(fā)展政策。于是我從莫斯科回到了倫敦，開始為倫敦制定經濟政策。從那時起，我終于開始與中國人有了接觸。

在倫敦市長會見的中國客人中，我有幸見到兩位：王岐山和韓正，他們當時分別是北京和上海的市長。所以我有機會得以見到中國的高級官員，那是我第一次與中國進行官方安排的接觸。2005年，我第一次到訪中國。研究了中國那么多年，我終于到了這里。

我開始結識一些中國人，比如歌星李宇春，我與她見過兩面。在倫敦，我們每年都會慶祝中國新年并舉辦燈會，我們還會邀請中國名人來參加點燈儀式。我當時是負責倫敦城市推廣工作的，所以自然產生了一些想法。中國有一些事物在西方是非常有名的，比如每個人都知道萬里長城、紫禁城。不過它們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太古老了。于是我對公關要求，一定要盡力挖掘中國最現(xiàn)代的一面，我們用嶄新的中國形象與古老中國形成了一種對沖和調和。在他們提供的清單中，李宇春看起來是現(xiàn)代的中國形象，所以我建議邀請她來參加新年燈會。

而且在另一方面，這個策劃還可以呼應國際婦女運動?，F(xiàn)代女性不喜歡在男性的話語體系里被定義，她們要主張自己喜歡的事物，她們希望為自己設定的目標而努力，不希望只做男性要她們做的事情。

在很多國家已經出現(xiàn)了一種潮流，比如說在英國，有段時期，一些女性非常迷戀穿軍靴，她們不喜歡只是穿著高跟鞋的那種女性形象。選擇軍靴，是因為這大概是能找到的最特別的鞋子，這樣做只是為了證明“我們能決定自己穿什么”。就我的理解，李宇春并非是以中國傳統(tǒng)的方式來樹立自己的形象的，她傳遞出一種信息，女性應該自己決定自己在世界的位置，而不應受到男性話語的束縛。我認為無論從中國角度還是從國際角度來說，她都是很合適的人選。李宇春去了倫敦，而且表現(xiàn)得非常棒。

在中國的時候，一段經歷也使我的心向她敞開了。我和李宇春一起回到中國，與英國一個非常有名的流行音樂組合Girls Aloud一起演出。我們到屋頂去拍合影，下樓的時候要乘電梯。當時電梯里人太多了，必須下去一個人。李宇春站在電梯門附近，根本沒有猶豫就下去了。她沒有那種“我是個大人物，應該讓其他人下去”的想法，她只是覺得“我站在電梯門附近，我下去好了”。從那一刻起，我就成了她個人人格的粉絲，盡管我早就是她的歌迷了。

下面我談一下關乎中國經濟思想正確性的第三個實踐檢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那一年，肯·利文斯通不再擔任倫敦市長了，而我受邀來中國講學。2013年，我開始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擔任高級研究員。對于我個人來說，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工作經歷。我就中國經濟問題寫了25年文章，已經對西方話語里的中國經濟十分了解。但很多中國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的了解程度還是要勝于我。

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對中國有什么價值呢？首先，我本來的專業(yè)是國際經濟，而我對中國與全球經濟之間的關系很了解。第二，我是從很抽象的經濟學概念切入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涉及到純經濟學理論問題，比如勞動分工、經濟系統(tǒng)中投資和消費的作用以及其他純經濟學理論問題。這些問題不只在一種語言文化里出現(xiàn)，不是一國所特有的問題，所以作為一個外國人我可以為中國在這些問題的探討做出一些貢獻。

在重陽金融研究院，我寫了《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一書。我花了三個月撰寫書中有關經濟的章節(jié)，也就是除了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以外的其他部分，一共18萬漢字。執(zhí)行院長王文當時對我說：“寫得不錯，經濟這部分寫得很好，我們會一字不改地將其出版。不過我覺得你可以從這本書里再多得出一些結論，你可以就中國在地緣政治中的位置再多寫一些。還有就你的理解，中國是如何看待這個世界的？”

結果，第一章和最后一章的4萬字花了我一年時間才完成?，F(xiàn)在這本書更趨完美了，，但過程十分艱難。我試著發(fā)揮自己的想象力，中國人是怎樣看這個世界的，這要比單純寫經濟內容難得多。有時候我一天只能寫50個英語單詞。后來發(fā)現(xiàn)，王文的建議很有價值，一些朋友根本不去讀那些有關經濟的內容，他們只讀第一章和最后一章。這就是我對王文既愛又恨的原因。愛是因為他向我提出如此有挑戰(zhàn)性的建議，使這本書變得更加完美；恨是因為寫作過程過于艱難，持續(xù)了一整年。人們就是對這種中外之間的互動交流感興趣，在這一過程中會產生一些人們未曾有過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