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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有一天，把孩子送到幼兒園后，我們就開車順著加油站邊上的小路進入村子。這個村子名叫Isawiya，據說這個名字可能與“耶穌”（阿拉伯語?īs?。┯嘘P。不過，現在村內居民基本上都是穆斯林。

村中聳立著一座宣禮塔。周邊的民房一般是幾層小樓，有些看起來很新，而也有些則明顯是后來加蓋的，因而看上去有些雜亂。村中基本上都是柏油路，但十分狹窄，有的地方錯車很困難。在村里，我們自然并沒有看到什么危險的人物。由于天氣炎熱，一路上并沒有看到幾個人，大概村民要么外出工作，要么在家休息。

與老城外、橄欖山以及幼兒園所在的社區(qū)不同，這個村子從地勢上看似乎更封閉。除了那條公路之外，想進村可能只能走大學門口的土路了。村內并不熱鬧，沒什么商業(yè)設施。有一家肉鋪，名字也不出奇，就叫“Isawiya肉鋪”，鋪面招牌上的小羊面帶和藹的微笑。此外，村里還有一家賣阿拉伯三明治的小餐館，但沒有賣法拉費的店。

路邊的孩子告訴我，想吃法拉費得去法國山——也就是我熟悉的那兩家。這種蕭瑟和封閉的確給人一種身處邊界之外另一個社會的錯覺。

村中涂鴉：巴勒斯坦國旗及口號。圖自作者

真正引人注目的，除了村民在擁擠環(huán)境中還開辟出一小塊養(yǎng)馬場一事令人稱奇之外，就是街道上懸掛著和墻上涂畫著的標語和涂鴉了。這些在其他東耶巴勒斯坦村落中并不常見，標語和涂鴉的具體內容主要包括巴勒斯坦國旗、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先驅畫像等。需要指出的是，在這里面我們并未見到什么伊斯蘭宗教元素。

村中懸掛的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前領導人頭像。圖自作者

比如，有一張畫像的主角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前領導人瓦蒂耶·哈達德（Wadie Hadad）。他出生于巴勒斯坦的一個東正教家庭，在第一次中東戰(zhàn)爭中成為難民并流亡至黎巴嫩。

他是個有泛阿拉伯主義和社會主義背景的政治活動家，并強調巴勒斯坦需要武裝抵抗以色列的占領。1978年，哈達德在民主德國因白血病去世，但也有人聲稱他是被摩薩德所毒殺。

除此之外，村內還能看到其他帶有社會主義和武力抵抗元素的內容，比如巴勒斯坦人十分喜愛的切·格瓦拉。

村中懸掛的格瓦拉頭像。圖自作者

在一戶家庭的院子里，我還瞥見了高懸的巴勒斯坦國旗。如果只看這些標語和涂鴉，這里似乎和我后來去的位于約旦河西岸的難民營有點類似，只不過此處涂鴉的形式和內容沒有難民營里那么豐富而已。

而這種與一墻之隔的希伯來大學全然不同的文化和政治氛圍，自然也讓這里更像是邊界之外的另一個世界了。我們后來又去了幾次Isawiya，有時去買肉，有時去散步，我發(fā)現他們對中國人還是和其他東耶居民一樣比較友好。

不過，對于以色列來講，這個村子似乎比較桀驁不馴?；蛟S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他們和以色列軍警經常發(fā)生沖突，有時還會和上文提到的一樣被軍警圍困，甚至造成村民傷亡。當然，這種沖突由來已久。當以色列在1967年戰(zhàn)爭后建設法國山定居點的時候，似乎從這個村子罰沒了大概540畝土地，難怪村子的兩個入口每天晚上都有閃著警燈的警車駐守。

從村中向外走，村口閃爍的是以色列警車的警燈。圖自作者

有天晚上，我?guī)е敃r不到三歲的兒子去村口遛彎，而那時他已經習慣了那里閃爍的警燈。此時，一位巴勒斯坦婦女也正帶著兒子從村外回來，六七歲的小男孩很是淘氣，偏要走馬路另一側，于是正好遇到了正往村外走的我們。

他好奇地打量著我兒子，問他幾歲了，他媽媽在哪兒。這幾句其實是他的話里為數不多我能聽懂的。這時候，正在馬路對面的媽媽以為他在“騷擾”我們，于是很大聲地罵了他一句。他隨即朝我們做了個鬼臉，向村內跑去。這就是“危險”的阿拉伯村落？顯然，對于我們這些外國人而言談不上危險。倒不如說，這里是比大學校園更真實的東耶路撒冷。

希伯來大學某些工作人員千方百計要“保護”的，與其說是外國學生的人身安全，倒不如說是大家的思想認識和自身形象吧。他們希望我們呆在那個文明、和諧且充滿學術氛圍的泡泡里，不要去刺破它。因為泡泡外面的世界真實而粗糙，有著不一樣的面孔，不一樣的顏色，不一樣的言語，不一樣的立場和對未來不一樣的期許。

寫在最后

那個學年在耶路撒冷，我不僅推進著博士論文的寫作工作，而且還真正地浸入了當地的生活。由于帶著兩個孩子，與大四時作為本科生到此生活有很大差異，少了些游客心態(tài)，整體上更加接地氣了。

9個月里，還有很多其他人和瞬間也深深留在腦海中，比如，帶著我們參觀所謂“大衛(wèi)城”遺址及周邊猶太定居點的左翼猶太考古學家；在特朗普宣布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后，在大馬士革門口攔下我激動地告訴我“這里是巴勒斯坦”的大叔；老城里握著我的手說“美國不好，中國才是我們的朋友”的老爺爺。

在東耶路撒冷之外，我也在這短暫的幾個月里帶著孩子走訪了西岸的城鎮(zhèn)、村莊乃至難民營；還記得我們在拉馬拉，當地警察得知我們是中國人后，推開車門下來就一把抱起了我的兒子，顯得相當激動。

上述經歷不可謂不豐富，回憶不可謂不珍貴。不過，我也深知，作為“田野”觀察，我的經歷是不合格的。除了開頭所說的專業(yè)性不夠之外，在東耶的這9個月我的看法是不完全客觀中立的。

作為從小受社會主義教育的中國人，作為看慣了自己祖國在西方受誤解的留學生，我們在情感上的確更容易與處于弱勢的東耶巴勒斯坦群眾產生共鳴。因此，我不是一個合格的觀察者。

不同的人，看到同一種景象，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希望我的經歷一方面可以啟發(fā)大家去了解一個群體以及一個地區(qū)的歷史淵源，另一方面又不會束縛讀者們自己的思路和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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