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獵殺野豬案的“情與法”

頻繁出沒的野豬對農作物造成了損失，甚至威脅到人身安全，是否能私自借助工具隨意捕殺？

根據現(xiàn)有的法律，答案是否定的。

在我國，野豬雖然不屬于重點保護的野生動物，但早在2000年就已被列入《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名錄》（簡稱“三有名錄”），私自捕殺是違法行為。

近年來，全國多地都有因私自獵殺野豬而被判刑的案例。

四川巴中67歲的吳婆婆，因野豬屢屢糟蹋莊稼，電死3頭野豬并售賣。2020年3月，吳婆婆因犯非法狩獵罪，被判處拘役3個月，緩刑6個月。服刑期滿之后，她仍在山上搭棚驅趕野豬。

四川廣元旺蒼縣村民劉某某，養(yǎng)了3條獵狗用于驅趕野豬，但獵狗卻咬死了多只國家二級保護野生動物斑羚。

2020年年底，法院判決劉某某犯非法獵捕、殺害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并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賠償因犯罪行為所導致的生態(tài)資源損失費20萬元。如今，正在緩刑期的劉某某，只能靠點火堆驅趕野豬。

今年11月24日，河南淅川一對夫婦因在3個月內獵殺至少8頭野豬，法院以非法狩獵罪分別判處兩人：有期徒刑1年6個月，緩刑2年；有期徒刑1年，緩刑2年。兩人辯稱，莊稼被野豬糟蹋嚴重，麥子損失30多畝，70多畝玉米也被吃得絕收。

11月24日，淅川縣人民法院環(huán)資審判團隊就上述非法狩獵案巡回開庭審理  圖源：淅川縣法院微信公眾號

淅川縣全境為禁獵區(qū)，全年為禁獵期，電網為禁用捕獵械具。淅川縣法院院長王建軍表示，野生動物受到法律保護，私自捕獵必然會觸犯法律，捕獵行為必須經有關部門批準。野生動物未經檢驗檢疫，食用或售賣過程中極有可能感染疾病，給自己和其他群眾造成損害。

農民辛苦耕作，成果卻被野豬輕而易舉地掠奪，蒙受巨大損失；想要反抗，卻又面臨觸犯法律的風險。

上海博和漢商律師事務所合伙人田寧寧律師11月29日對觀察者網表示，針對野豬泛濫給生產生活帶來的嚴重影響，比較合適的做法是農民向當地的村委會或野生動物主管部門反映受災情況，由主管部門統(tǒng)一進行調控，在不嚴重破壞野生動物資源的前提下，對野豬進行適當獵捕。

11月6日，四川省通江縣一次野豬獵捕行動中捕獲的野豬  

那么，村民出于守護莊稼而私自獵殺野豬是否屬于“緊急避險”？

田寧寧律師以吳婆婆一案為例指出，如若驅趕野豬仍然無法有效阻止野豬毀壞農田，在野豬毀壞農田時，老婦人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使用其他方式狩獵或者對野豬進行一定程度上的傷害，只要未超過合理的限度，老婦人的行為符合“緊急避險”的構成要件。

我國《刑法》第二十一條規(guī)定，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發(fā)生的危險，不得已采取的緊急避險行為，造成損害的，不負刑事責任。

不過，構成“緊急避險”須符合法定條件，其中包括“避險時間”，即“正在發(fā)生的危險必須是迫在眉睫，對國家、公共利益和其他合法權利已直接構成了威脅。對于尚未到來或已經過去的危險，不能實行緊急避險。”

田寧寧律師強調，司法實踐不僅需要對法律的嚴格執(zhí)行，還需要對情理的深刻把握，做到法理與情理相統(tǒng)一，這樣才能實現(xiàn)個案處理的最佳效果，才能讓群眾感受到司法的公正和溫度。

“中國法治是良法之治則本應含有情理之內容，但對情理過度關注又會損害司法的公信力和權威性，如何處理好兩者的矛盾成為現(xiàn)代法治建設的重要問題?！碧飳帉幝蓭熣J為，在此類案件中，司法審判應考量情理因素，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體現(xiàn)司法最大的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