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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4月，陳啟修發(fā)表一篇文章叫《國憲論衡》，其中指出，“Démocratie 的中譯近有改為惟民者，意較貼切，然猶恨偏重pour le peuple（民享），而于du peuple（民有）和par le peuple（民治）之義，不能兼含”。因此，他建議把這個詞改譯成“庶民主義”。

之所以選用“庶民”是因為，“庶者，all之謂也，庶民者，全體之民也”；之所以選用“主義”是因為，，在他看來，“XX主義”是主張，“XX政治”只是對形式的描述而已。顯然，陳啟修明確表態(tài)，他主張“庶民主義”。不僅如此，陳啟修進一步指出，從長遠來講，即使西方的代議制也是不值得倡導的東西，早晚“直接的共和制”將替代代議政治。由此可見陳啟修的思想在當時比較激進的。陳啟修后來也加入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第一個翻譯《資本論》的譯者。

李大釗比陳啟修小三歲，與他關系十分密切，也在思考如何翻譯、引介Democract。1917年8月，他在給友人的一封信里邊講：“‘民主’一語，在常俗用之，亦與‘共和’相混，仿佛皆專指國體之形式也者。為正名之計，莫如以‘共和’一語，專被之于‘不立君之國體’（此處用‘民主’亦可），而別以‘民治主義’譯Democracy，以示吾民非僅以得一形式上之共和國體，遂而自足，而更努力以求‘民治主義’之實現(xiàn)與發(fā)達”。這時候中華民國已經成立六、七年了，大家還是搞不清楚民主和共和的區(qū)別，經常混在一起。為厘清概念，李大釗建議用“共和”、“民主”來指稱沒有君主的政體，另外用“民治主義”來翻譯Democracy。

同年9月，有一位在晚清政治變革中起過很大作用的人，名叫孫洪伊，發(fā)表兩篇長文，“揭橥民治主義為旗幟”。當時，孫洪伊的社會影響力比李大釗大得多，兩篇文章被廣泛轉載。我認為，有充分的證據(jù)表明，這兩篇文章實際上是李大釗寫的。

由于種種原因，前面我介紹的“平民政治”“暴民政治”“惟民主義”“庶民主義”都沒有得到廣泛的接受，使用的頻率很低。但是“民治主義”出來以后，不管是梁啟超，還是國民黨人士（比如邵力子、廖仲愷），還是共產黨這方（如惲代英、陳獨秀、陳望道、陳啟修），都開始用民治主義的提法。

比李大釗稍晚，孫中山也開始使用“民治主義”。如果我們查閱《孫中山全集》的話，“民治”出現(xiàn)的頻率比“民主”這個詞的頻率要高得多。事實上，孫中山后來對三民主義重新解讀時，便把以前的“民權”改成叫“民治”。

“民治”出現(xiàn)的頻率，1900年-1930年

因此，“民治”很快就變成了國民黨方面對Democracy的權威翻法。1946年，國民黨制訂憲法時，便將“民治”寫進了第一條里。如上圖所示，1918年以后，“民治”在中國的近代報刊上出現(xiàn)的頻率都挺高的，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20年代末。

第六位是陳獨秀。1919年初，陳獨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1號上發(fā)表文章，明確宣布該刊的宗旨是“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但他并沒有對“德先生”的內涵進行解讀，真正做出詳細解讀的是當時北大哲學門的學生譚平山，他發(fā)表了長文《“德謨克拉西”之四面觀》。譚平山后來也是共產黨的早期黨員。不過，用音譯的方法不便于傳播，如下圖所示，“德莫（謨）克拉西”高頻出現(xiàn)的時間只有短短一兩年。

接下來就是毛澤東、李大釗。1919年毛澤東創(chuàng)辦《湘江評論》，在宣言里他就倡導“平民主義”，而且他特別注明“平民主義”指的是“克莫克拉西（Democracy）”，又被譯作“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庶民主義”。李大釗在1921年共產黨成立以后有一篇很長的文章，影響也很大，叫《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他在其中專門說到了為什么要用“平民主義”代替此前他使用的“民治主義”：““Democracy含有‘民治’（People‘s rule）的意思。演進至于今日，德謨克拉西的涵義，已無復最初Rule之意了。Rule云者，是以一人或一部分為治人者，統(tǒng)治其他的人的意思。一主治，一被治；一統(tǒng)制，一服從。這樣的關系，不是純粹德謨克拉西的關系?，F(xiàn)代德謨克拉西的意義，不是對人的統(tǒng)治，乃是對事物的管理或執(zhí)行”。半年后，李大釗在另一篇文章中強調，“現(xiàn)代平民主義的目的已全不在統(tǒng)治，而在屬于人民，為人民，由于人民的執(zhí)行”。

1920年四五月份，陳獨秀開始籌辦組建中國共產黨，他校閱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中譯本，其中陳望道將Democracy翻譯為民主主義。

同年9月，《新青年》改為中國共產黨上海發(fā)起組的機關刊物，陳獨秀開始在上面發(fā)表文章，用民主主義取代了其他的譯法。其實，此前，李大釗也曾使用“民主主義”指稱Democracy，他在1917年4月16日發(fā)表過一篇文章，其標題便是《大戰(zhàn)中之民主主義（Democracy）》。中國共產黨其他早期黨員，包括李達、鄧中夏、劉仁靜、黃日葵等在共產黨成立前后也都開始用“民主主義”來翻譯Democracy。

共產黨成立以后，列寧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對中國共產黨影響非常大，1922年7月召開的中共二大就正式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綱領，并明確提出，“中國的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要建立一條民主主義的聯(lián)合戰(zhàn)線”。但1923年6月召開的中共三大提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國民革命”口號來取代“民主革命”。當時，陳獨秀寫文章稱，國民革命實際上就是民主革命，提法變了，但內涵并沒有發(fā)生變化。

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一大，它的宣言也接受了國民革命這個口號，很快變?yōu)椤叭珖毡榈目谔枴?。一直?927年國共分裂以后，中國共產黨才放棄國民革命的提法，重提“民主革命”或“革命的民主主義”。到20世紀20年代末，民主概念生成，這個詞與Democracy連在一起，開始超越了其他各種各樣的中文譯法，包括“民治”。

1939年底、1940年初，毛澤東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他指出：“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我們一定要把事情辦好，一定要爭取民主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

《新民主主義論》出來以后，一邊是一派叫好，另一邊國民黨的御用文人，包括從共產黨叛黨出去的葉青等人寫文章專門攻擊《新民主主義論》，一攻一守，思想上激烈的交鋒，使得“民主主義”這個詞深入人心。

所以，如下圖所示，到1940年以后，民主就取代了民治，成為通行的概念。

總結一下，在中國，民主概念生成的最大推力不是來自于所謂自由派或其他任何思想流派，包括無政府主義派，而是來自于一大批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影響的中青年思想家，包括朱執(zhí)信、廖仲愷、邵力子、高一涵、劉伯垂、陳啟修、譚平山、陳望道、鄧中夏、李達、蔡和森、惲代英、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這些人中很多都變成了中共的首批黨員。

因此，我這篇發(fā)言的結論很簡單，在推動民主概念在中國落地方面，中國共產黨厥功至偉，是當之無愧的第一推手。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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