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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溫鐵軍】

一、去殖民化知識生產的歷史經驗與新條件下的危與機

最近20多年，我一直在做的一種努力，就是繼承當年去殖民化斗爭中所形成的，第三世界的思想家們的遺志。我將他們留下的去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建設，變成今天我們在面對全球化挑戰(zhàn)時，需要錘煉的話語體系。

不僅是我，很多在國內外開展鄉(xiāng)村建設試驗的學者，以及各個方面的社會組織等，大家都在向老一輩中像薩米爾·阿明這樣的思想家請益，不僅是阿明，我們也向同時期世界上能夠提出不同于西方中心主義思想體系的學者請益。

薩米爾·阿明 資料圖

例如，我曾經和近幾年在國內有一定影響力的小約翰·柯布（中美后現(xiàn)代發(fā)展研究院）進行過長時間交流，并且和他的智庫團隊的主要成員進行了多次座談。我還與美國世界體系論的重要理論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美國耶魯大學）、方索瓦·胡塔（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以及寫出《華北小農經濟》的黃宗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寫出《亞當·斯密在北京》的喬瓦尼·阿瑞吉（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等進行過面對面長談。我們試圖用老一代有批判性的西方學者具有理性高度的思想，來幫助我們分析在發(fā)展中國家調查研究所形成的感性認識。

某種程度上，在發(fā)展中國家占據(jù)主導地位的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體系與我們的認識是具有質的差異的，或者叫道的差異。道之不同當然就很難直接進行所謂的對話、交流等互動。所以，客觀上說，我們只要堅持長期以來在發(fā)展中國家廣泛客觀存在的“反殖—解殖—去殖”道路，就一定要形成去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因為西方國家是數(shù)百年殖民化的始作俑者。

如果從道之不同的角度來看，我認為所謂的“道不同，不相為謀”應該是常態(tài)。由此看，我往往虛心地接受社會各界對我提出的批評，并且認為我們都有道理，只不過我可能更多考慮的是去殖民化，那就要對殖民化的話語體系及其背后的整個文化、制度等做出解構，并開展某種程度的批判，因此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容易被主流接受的提法?？蓪⑵錃w納為“道不同”的體系之下話語建構的差異。

“三個世界”理論就是對冷戰(zhàn)時期殖民化話語體系的解構，是新中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在老冷戰(zhàn)如火如荼、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之后的1974年提出的。

因為“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對于冷戰(zhàn)具有比較重要的話語解構的作用，某種程度上，第三世界國家信奉的19世紀以來的老一輩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普遍認同的國際主義理論體系，逐漸被毛澤東思想的“三個世界”理論所替代?！叭齻€世界”理論把當時冷戰(zhàn)階段被西方認同的、“一個世界兩個體系”框架下的蘇聯(lián)東歐聯(lián)盟陣營構建的共產主義和國際主義話語體系做了相當程度的解構，努力地團結了大多數(shù)仍然沒有完成解殖運動或正在處于去殖民化斗爭之中的發(fā)展中國家。

因此，“三個世界”理論是對這個世界話語體系重構具有價值，也是對世界地緣政治重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話語建設。所以毛澤東主席的“三個世界”理論至今仍然應該是我們應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發(fā)起的“新冷戰(zhàn)”的重要的思想理論武器。于是，當代中國年輕人大量閱讀《毛澤東選集》，形成21世紀的“毛澤東熱”……

新中國成立時，美國帶領西方國家對中國做了“硬脫鉤”，制裁、封鎖中國。相對于1900年八國聯(lián)軍侵華戰(zhàn)爭演變?yōu)榱袕姺指?、強取豪奪，1950年則是十六國聯(lián)軍針對中國發(fā)起朝鮮戰(zhàn)爭，最后以停戰(zhàn)告終。

雖然從結果看，朝鮮戰(zhàn)爭不分勝負，但是我們把戰(zhàn)線從鴨綠江邊推回了三八線，所以雙方都不認為最后簽訂的是終止戰(zhàn)爭的協(xié)議，只是一個停戰(zhàn)協(xié)定。歷史地看，這意味著冷戰(zhàn)階段爆發(fā)的美國以聯(lián)合國名義參與的熱戰(zhàn)，至今仍然沒有達到決出勝負才徹底停戰(zhàn)的條件。[1]所以，當今天“新冷戰(zhàn)”再度爆發(fā)的時候，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整個演變過程對我們來說仍然具有重大的歷史借鑒意義。

1953年7月27日，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簽字儀式在開城板門店舉行。 圖自共產黨員網(wǎng)

1960年，中國與蘇聯(lián)也發(fā)生了“硬脫鉤”。此后，中國因須支付雙重成本而困難重重：一是償還朝鮮戰(zhàn)爭的軍事援助和戰(zhàn)后結盟時期無須即期支付的援助額，這是顯性成本；二是還得支付改變對蘇依附階段形成的產業(yè)結構和社會經濟、政治等制度結構的隱性成本。

1950年的“硬脫鉤”和1960年的“硬脫鉤”是美、蘇兩個占據(jù)世界主導地位的超級大國推出的，并不是中國主張“硬脫鉤”的，因為當時的中國正處于需要建設，特別是工業(yè)化建設的資本極度稀缺的階段，“硬脫鉤”對中國來說損失很大。不論哪一方發(fā)起的“硬脫鉤”，中國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否則，西方霸權主義就不這么搞了。

但是，兩個超級大國的“硬脫鉤”也使中國雖然被動卻徹底實現(xiàn)了“去依附”。中國在完成了主權獨立的政治條件下，接連進行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建設。在這個過程中，除了在經濟建設過程中的艱苦努力，在政治建設、文化建設上，如何真正實現(xiàn)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的、文化延續(xù)的大國的自主發(fā)展道路更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至今仍然沒有畫句號。同理，我們在教育、醫(yī)療、文化、思想、理論、意識形態(tài)等各個方面，仍然沒有形成在真正意義上可以支撐我們的獨立話語體系。

當談到我們如何繼承老一輩的遺志時，我們應該明確，即使在今天全球化解體的大潮之中，我們能夠使用的話語仍然是非常羸弱的，我們還沒有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中，拿出能夠保證我們應對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體系挑戰(zhàn)的完整的話語。所以，今天我們所做的努力，不僅是應對現(xiàn)在的全球化挑戰(zhàn)，也并不只是在經濟上、政治上擺脫自帝國主義問世以來，長期形成的殖民化的話語體系。雖然我們都清楚，去殖、解殖運動在全球化大潮下處于相對弱勢，但并不意味著因此我們就要放棄去殖、解殖賦予我們大國的歷史使命，而是要堅持下去。

因此，我們在知識體系上、在思想理論建構上，尤其要自覺地做到去依附，才能有效地服務于發(fā)展中國家去殖、解殖的歷史的經驗過程，尤其是現(xiàn)在全球化解體所表達出來的資本主義已經走向內爆的演變過程。

薩米爾·阿明去世之前，我們深談過多次，他對中國寄予厚望。在分析資本主義進入金融資本階段必然走向內爆的規(guī)律的同時，他指出，中國的同志應該討論如何規(guī)避金融資本階段資本主義必然走向內爆所形成的全球化解體帶來的巨大代價，如何使我們這些試圖擺脫西方中心主義體系的國家、民族和地區(qū)，能夠在全球化向區(qū)域化重組的過程中繼續(xù)堅持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解決這些問題仍然是我們今天的重要任務，尤其是思想理論建設、話語體系構建的重要任務。

在網(wǎng)絡時代，我們有幸看到各類人群都有相對低成本介入網(wǎng)絡的條件。所以，相當多的年輕人不滿足于長期以來西方中心主義在教育文化領域一統(tǒng)天下的局面，早就開始了自己艱難的求知探索。

同樣，受益于網(wǎng)絡上的學習條件相對容易獲得且成本較低，我們通過調查研究所獲取的大量資料、針對這些資料所開展的交流討論分析，以及話語建構的多種努力，也都得到了廣泛傳播；在社會上，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已經開始有了一定的反響。大家愿意學習這些對發(fā)展中國家大量調查研究所形成的經驗性的討論，并最終演化成的知識積累和話語傳播，這說明年輕人的那種求新知的自覺性還存在著。

我們希望大家多交流，不要太急于把在經驗層次上形成的認知借助某個現(xiàn)代學術方法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我們還是要盡可能堅持腳踏實地的作風。在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過程中，我們要善于形成問題意識，只有清晰的問題意識，才能有效地指導我們對信息資料的搜集、篩選、研究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