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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展試驗區(qū)工作之前，我被派出國學習試驗研究方法，從方法論角度看所謂的后實證主義的研究方法，最為有效的、對社會科學理論建設最有意義的，也是試驗研究，即通過不同條件下的比較試驗，來觀察其效果，通過比對其客觀發(fā)生的成本收益，形成科學理論。

回國后，我參與各地試驗設計、開展不同項目的審批立項工作。當年，這套科研體系在中國差異巨大的土地上推進，恰恰使得我們有條件得到大量的資料和數據，我使用的分析方法又是以量化分析為基礎，于是我就在各個試驗區(qū)建立抽樣框來采集數據，然后做不同地方數據資料的對比分析研究，再加上還有一個試驗區(qū)國際化的情況，需要補充進來。

試驗區(qū)建設初期，因為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負債情況很嚴重，我們以此為據得到世界銀行的一筆“部門調整貸款”。這是以中國政府名義申報下來的政策性軟貸款，是一筆極低利息和極長還款周期的資金，相當于給了我國一筆長期美元貸款用于短期還債。但，我們也得將世界銀行對中國轉制的要求融入改革試驗，所以就有一定的西方意識形態(tài)、西方制度體系對中國改制的介入，這套科研體系由此而成為一個多方面因素構成的有國際影響的試驗體系。

因為長期參與試驗區(qū)的技術類工作，所以開始我被任命為項目調研處負責人，等做了幾年試驗，已經有大量的數據、案例，可以做試驗報告的時候，我被改任為監(jiān)測評估（Monetary and Evaluating Project）處處長，要向世界銀行提供監(jiān)測報告。世界銀行作為債權人每年組織兩次評估檢查，他們請世界上各個領域的頂尖專家來評估中國的改革試驗，我們就得準備數據、資料應對專家組，這些情況要求我必須認真。

有領導當時對我的評價是“得之于認真，失之于認真”。誠然，我對被試驗數據體系證偽的匯報是認真的，無論最初的政策設計源于何處，我愿意修改的表述只不過是把“證偽”改為“不能證明”。誠然，所謂科學試驗，要求的就是一個不斷證偽才能逐漸地接近客觀真實的調整過程。

20世紀80年代全球主流是“新自由主義”，在國內也已經比較意識形態(tài)化了，所以導致我在試驗區(qū)的認真證偽就跟有關人員意識形態(tài)化的政策傾向相悖，形成了一些不太一致的意見，我提出證偽是從數據分析得出來的，但那些試驗項目的主持者并不在意監(jiān)測數據，要求體現的是被他們認為是“普世價值”的道理。此外，在官方體系內的試驗需要的是證明試驗成功的過程，而我做的是證偽，又是必須報憂的，所以最后是報憂得憂。

總之，參與政策研究試驗區(qū)工作這11年是一個非常鍛煉人、考驗人，也是使人能夠在研究中不斷取得思想進步的過程。得到對客觀世界的接近于真知灼見的認知過程，是非?？少F的經歷，失去多少都不算什么，因為有了大量的數據分析來證明或者證偽使我在研究上更貼近了客觀真實。從1987年到1998年參與政策試驗的這個研究過程，讓我形成了“‘三農’問題取代農業(yè)問題”的政策建議，是我現在的思想認識的基礎研究過程，值得看重。

2001—2003年“三農”工作成為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1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指出，“三農”工作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年7月19日，我們開始了在河北定州市翟城試驗。2004年3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提出，“三農”工作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同年4月，我們開始了農民骨干、青年學生、知識分子三結合的鄉(xiāng)建培訓。

當時之所以這樣做，也是想繼續(xù)我們在1998年被中斷的試驗。我1998年離開試驗區(qū)的工作崗位，5年之后，當再有條件到村里開展試驗的時候，就換了一個新的試驗主題：生態(tài)農業(yè)與環(huán)保農村。當時中央剛剛提出了“科學發(fā)展觀”。誠然，那時的我們開展農村生態(tài)化試驗困難重重，并未預見到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生態(tài)文明，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進生態(tài)文明建設，全國上下開始強調生態(tài)化。

所以，如果講科學實驗、講方法論，我確有相對比較長時期地堅持腳踏實地地一點一滴去做不同地區(qū)、不同條件下的數據采集、資料分類、案例調查，然后做出各種數據分析報告的，堅持這些科學研究方法讓我的認識能力有了一定的改變。

2005年，溫鐵軍（中）在晏陽初鄉(xiāng)村建設學院與農民學員一起勞動。

我們學術界的很多研究方法是工業(yè)化時代產生的，比如結構主義、功能主義、結構功能主義等，這些分析方法的基本思想，跟工業(yè)化時代多種標準化部件裝配的結構化的工業(yè)生產方式高度相關。到了信息化時代，學者們提出系統論，同時期其與熱力學第二定律相繼提出的信息系統內的熵增熵減等緊密結合，又從一般意義的系統論發(fā)展到所謂的混沌理論。建議大家多了解這些作為科學研究方法論基礎的重要思想。

現在，隨著生態(tài)化的提出，借鑒了“道家思想”的整全科學的方法論體系，又成為一個新的、對以前的多個不同的方法論的思想體系的挑戰(zhàn)。最近我也在要求科研團隊要考慮更多地去借鑒整全科學。最近福建團隊幾十個人在做采用整全科學方法論指導之下的村莊調查，只是由于學習能力不足，他們難以對調查產生的資料及時做分析，尚未與工作中的問題結合，資料還沒有被很好地開發(fā)和利用。

希望大家理解，舊式農村調查應該更新，只有運用這些不斷更新的科研方法，我們才能更接近于客觀真實，要利用下鄉(xiāng)機會去了解不同的資源、地理、氣候環(huán)境條件下，經濟、社會、人文等領域的差異，我們才能夠逐漸地形成提煉出相對抽象的客觀真實的，或者叫作思想理論升華的基本條件。

特別得提醒參與鄉(xiāng)建的年輕人，現在學校要求大家都做計量分析，但是往往很多老師所獲取的數據本身是沒有做檢驗的，尤其是那些被當作學術成果發(fā)表的，很多都是只提及抽樣數據而沒有技術報告，這樣如何做抽樣，如何清理數據保證準確度，如果這些基礎性的操作都搞不清楚，這樣形成的數據分析到底是否可靠很難說。

計量分析毋庸置疑是個很重要的方法，但在做數據采集之前至少得有點前測驗或者預調查，只有對于所研究的客體本身有了一定的問題意識，才能開展研究。其實方法論上講得是很清楚的，如果沒有一定的前測驗或預調查，是不可能形成問題意識的。研究報告開宗明義，是“The Back-ground and The Problem”，得有問題意識才能討論它的背景，弄清問題是在什么背景下產生的，然后才有概念、才能重新界定，據此形成假說及驗證假說的變量結構、指標體系的設計，以及涉及實際調研方法的討論。

所以，我到高校工作之后，有些遠離實際的老師跟我強調所謂的方法科學，我只好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與其爭執(zhí)。無論項目審查還是論文審查，只要是堅持以這套所謂科學的方法為名的人，他們實質上大都是不愿意下鄉(xiāng)做艱苦細致的調查研究的。對此類項目我只好任其通過，因為這不是哪個學生或教師的問題，而是學術研究體系出了意識形態(tài)化的指導思想偏差的問題。在這個體系下，任何試圖堅持真正科學方法的人難免被排斥，這種情況不能怪哪一個人，也不能怪哪一個部門，主要是一段時期以來有些傾向性的問題沒有被提出來討論。

我始終認為所謂學者，就是要“終身當學生的人”。在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非常復雜的領域面前，我還是初學者。越是深入做調查研究，特別是越多做國際比較研究，就越發(fā)現我們的知識非常有限。

人類的自然科學到現在為止對自然界的認識有限，自然界變化多端的復雜性恐怕大大超過人類現在的認知能力。同理，醫(yī)學對于人體的認知能力也有限。若然，則大家應該有一種認知上的不斷進取，并且敢于自以為非。我們遠遠沒有達到更為全面地認識客觀世界的層次，也更談不上深度。

希望大家理解功成不必在我，只要一代一代地做下去，總會不斷地豐富我們自己的認識能力，逐步地改變一百多年來亦步亦趨地跟在別人后面去吃嚼剩下的殘羹冷炙的境遇的。我們還是要從調查研究出發(fā)，從國際比較研究出發(fā)，來形成客觀的經驗的歸納總結，這樣我們才能逐漸地提升認知。

我們要以實際行動續(xù)寫百年鄉(xiāng)建史，這個工作很重要。2005年我在開展現實調查研究和試驗項目的同時，就把曾經從事鄉(xiāng)村建設的幾個年輕的小知識分子召集起來，我們認為需要構建一套歷史觀，要在中國近代化被西方制度和思想全面沖擊下，做一點經驗歸納和思想梳理。

我特別強調，不要再做好人好事般的經驗梳理，而是要看到知識分子與廣大群眾相結合的實踐中形成的思想演變的歷程。同理，我們對于過去前輩們從事鄉(xiāng)村建設的經驗過程和他們的思想演變過程，尤其要做出盡可能客觀的梳理，不要延續(xù)讓后來者讀起來催人淚下的那種故事會。這樣，可以使得幾代中國知識分子追求思想自覺的努力，以及這些知識分子深入鄉(xiāng)土社會與廣大群眾結合所做出的一些社會改變，能夠得到客觀公正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