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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在服務于“新世界秩序”的這一種“西方成功學”突然興起之前，西方統(tǒng)治世界的直接原因是戰(zhàn)爭這一點在學術界已經成為了定論。美國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的《競逐富強：公元1000年以來的技術、軍事與社會》（The Pursuit of Power: Technology, Armed Force, and Society since A.D. 1000）一書出版于1982年，書中詳盡描述了近1000年來歐洲如何在每一次社會轉型中都無一例外地發(fā)展出更致命的殺人武器和更劇烈的軍事活動，最終，“由于有了通常由普通商船負載的重炮，歐洲人能夠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在美洲和亞洲水域擴展其控制范圍”。

英國歷史學家杰弗里·帕克的《軍事革命：軍事創(chuàng)新與西方崛起》一書出版于1988年，書中指出：西方的崛起，不是像宣傳的那樣是通過其思想、文化、價值觀或宗教等方面的優(yōu)越，而是依賴于下述事實：歐洲人與其海外對手之間的軍事力量對比穩(wěn)定地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間成功地創(chuàng)造出第一批全球帝國的要訣，恰恰在于改善了發(fā)動戰(zhàn)爭的能力，它一直被稱為“軍事革命”。

將西方的成功歸因于“殺手級武器”而不是什么“殺手級應用”，對于非西方世界來說，雖然直面了赤裸裸的歷史真相，不再倒果為因地胡扯清教徒的工作倫理、個人自由的傳統(tǒng)、好奇心和科學精神，等等，但是如此一來，卻也失去了任何借鑒意義。毫無疑問，“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勞動力的能力”，不過是自史前野蠻時代人類游團狩獵活動繼承而來的一種能力，除了技術上的不斷改進，與任何精神和文化上的進步都沒有關系。

當然，對于非西方世界來說，這種坦白承認的解釋也是一種“西方成功學”，而且也可以學習借鑒，即所謂“以暴制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當年在世界各地風起云涌的反帝反殖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就可以視為前殖民地國家對“西方成功學”的照搬。照搬的結果，雖然暫時還無法在軍事上打敗西方、將西方的土地和勞動力變成自己的財富之源，但至少趕走了西方帝國主義，守住了原本就屬于自己的土地和勞動力。

中國成功學？

對于這兩種形式的“西方成功學”在非西方國家中引起的反應，西方是心知肚明的。

在1990-1991年那個歷史轉折點，美國向全世界推出的以“民主和自由市場”為核心的新世界秩序，不過是西方進一步主宰世界的方案之一。這種方案的核心是將“民主”當作在他國進行“政權更替”的手段，將“自由市場”當作在他國進行資源和利益獲取的手段，所以本質上就是一種改頭換面的、用“軟實力”代替“硬實力”的新帝國主義。

這就意味著，西方向全世界大力兜售第一種“西方成功學”，配合以一整套的新自由主義理論，目的就是希望非西方國家都接受這種新帝國主義，都承認本國不具備成為發(fā)達國家的基本條件，特別是在精神、思想、觀念、制度、文化等“軟實力”方面的諸多條件，最終只好接受西方國家通過這些“獨有”的優(yōu)勢所制定出的“基本規(guī)則”，成為以西方霸權為支柱的“國際秩序”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并心甘情愿接受西方的政治統(tǒng)治與經濟剝削。

如果各國不接受，或者新世界秩序在各國遭遇到抵制、“軟實力”新帝國主義推行不下去，那么當然還有另外一種方案，就是再重新回到“硬實力”的老帝國主義道路上去，對于擁有絕對軍事優(yōu)勢并剛剛擊垮了最大競爭對手的西方集團來說，實施這個方案其實也沒有太大問題。就在1990—1991年海灣戰(zhàn)爭期間，雖然美國已經宣布要建立“和平與安全”的新世界秩序，但在仍然沉浸在帝國主義往事回味中的英國，戰(zhàn)爭狂熱再次風行。

英國一位著名的軍事歷史學家和編輯約翰·基根（John Keegan）在他供職的《每日電訊報》上寫道：“英國人在200多年里早已習慣了派遣遠征軍到海外，與非洲人、中國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作戰(zhàn)。戰(zhàn)爭被英國人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正在進行的海灣戰(zhàn)爭“為英國人敲響了非常、非常熟悉的帝國鐘聲”。因此，英國已經做好了充分準備承擔起丘吉爾的使命，《星期日電訊報》的一位編輯則將英國即將開展的軍事遠征稱之為“后冷戰(zhàn)時代的新工作”。

這是西方以其“硬實力”為后盾的第二張嘴臉，在某種程度上，也以第二種“西方成功學”作為理論支撐。對于非西方國家來說，若不愿意接受第一種“西方成功學”的愚弄和欺騙，不肯心甘情愿地接受西方強加的秩序與規(guī)則，那么就要面對第二種“西方成功學”中的硬道理，看看本國是否具備挑戰(zhàn)西方霸權的政治—軍事“硬實力”。其“硬實力”的強大程度不能僅僅只構成挑戰(zhàn)，還必須能夠超越歷史上那些曾經慘敗的挑戰(zhàn)者，而且還要能夠在一個后西方時代運用一種超越西方的暴力手段統(tǒng)治未來世界，這當然就意味著一種比西方帝國更加先進的“依靠暴力攫取土地和勞動力的能力”。

對西方來說，這就是冷戰(zhàn)結束至今當代世界的基本現實，通過兩種在理論上相互支撐的“西方成功學”，西方強行把這個關于人類社會的“宏大敘事”固定了下來。接受不接受，這就是現實；接受不接受，這就是生活。

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中國，如果中國不是在同樣的這段時間里高速崛起，世界歷史很可能就如此這般地“終結”了，不是“終結”于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度，而是“終結”于西方對世界的永久統(tǒng)治，包括西方越來越富、非西方越來越窮這樣一個全球財富分配格局。

但是，與西方的愿望正好相反，中國高速崛起的真實故事，一舉戳穿了兩種“西方成功學”的神話。從第一種“西方成功學”的角度看，中國并沒有突然間就具有了那些被西方學者們總結出來的西方獨特性，中華社會與所謂清教徒工作倫理、個人自由傳統(tǒng)、資本主義精神、基于財產私有制的法律和政治體系都風馬牛不相及，甚至還被歸納出很多條之所以在科學上落后于歐洲的深層原因，從政治到文化。

但是，中國卻在很短的時間里就開創(chuàng)出了一個經濟和社會大發(fā)展的局面，在很短的時間里就超越了大多數西方發(fā)達國家，在很短的時間里就取得了比西方的成功更大的成功。從第二種“西方成功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崛起完全沒有依靠對外戰(zhàn)爭和殖民，沒有經過任何“戰(zhàn)爭資本主義”階段或者“奴隸資本主義”階段，沒有暴力攫取海外土地和勞動力，恰恰相反，中國甚至距離最近一次的自衛(wèi)反擊作戰(zhàn)也已經有4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