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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旭東】

今年，國內媒體上陸續(xù)開始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從學術的角度講，這個起點也可以說是一個“話語構建”。如果從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到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算起，今年剛好是40年；如果從黨的工作中心開始轉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算起，那么改革元年也可以說是1979年；如果從毛澤東逝世、“粉碎‘四人幫’”“文革結束”算起，那么起點早在1976年。應該說，“改革時代”的起源是一個歷史關頭，沒有哪個單一事件可以作為它的單一起點，它帶有多點、多頭、多重的特點，是某種更為深層、持久的歷史運動的契機，是一個歷史轉折的萌動時刻。

今天的年輕人中有不少人已不知華國鋒是誰，但華國鋒主政時，為推進“四個現(xiàn)代化”，采取過一些按當時眼光看尺度不小的開放措施，比如對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成就、社會發(fā)展、思想文化自由度的推崇和借鑒；又比如大舉引進西方技術設備的所謂“洋躍進”。當時制定了宏偉的國民經濟發(fā)展目標，口號是“三年初見成效，五年大見成效”。與此同時，許多中外文學、藝術、學術名著大量系統(tǒng)重印，經典電影解禁，文藝演出和廣播電視節(jié)目日漸開放，大學恢復招生，學習氣氛日漸濃厚。

所以1976–1979年這三年時間可以視作一連串準備活動或預熱活動，構成完整的“改革開放的第一個十年”的潛伏期或“前史”。一方面，這個前史自然而然地過渡到了“新時期”，所以鄧小平以副總理職務行使黨政軍最高權力在國內外都被視為名正言順；另一方面，這個過渡期也同毛澤東時代保持著相當程度的一致性和連貫性。

眾所周知，“四個現(xiàn)代化”的口號在20世紀60年代中葉，毛澤東、周恩來等“第一代”領導人就提出來了。而早在70年代初，中國就已經退出了冷戰(zhàn)體系，同美國取得戰(zhàn)略緩和，甚至進行一些方面的戰(zhàn)略合作，也同美蘇超級大國之外的西方陣營，即所謂“第二世界”（西歐、日本）建立了比較正常的經濟技術交往。

在更為關鍵的意義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前30年（1949–1976）奠定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建立在國家主權和工業(yè)化基礎上的完整國民經濟布局的基礎，為后30年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環(huán)境里的競爭和發(fā)展準備了物質和制度基礎。在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的今天，人們其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能感受到這個基礎的重要性。

在起點問題之外，這“40年”的大敘事框架在學理層面也有可以討論的余地。我對1979年以來“改革時代”三個十年間的文化思想發(fā)展做過比較系統(tǒng)的研究，前兩個十年的研究早已成書，目前正在完成有關“第三個十年”的專著。

我的感覺是，這三個十年構成了一個歷史寫作（historiography）意義上的單位或整體，甚至可以說，經過這三個十年，當代文化思想史意義上的“新時期”或“改革時代”業(yè)已終結。后面的歷史時間和歷史經驗正在以不同的方式展開，顯示出與頭30年不同的構造、問題和外觀特征。所以，如果一定要以“40年”為單位談毛澤東時代之后的共和國歷史，或許以“30+10”的方式談較為容易把握。

這三個十年也不都能以數(shù)字意義上的十年為單位，比如 “第一個十年”若從1976年算起，就長達13年，如果從1978–1979年算起則正好是十年；“第二個十年”從“80年代”的終結開始算，以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收尾，應該沒有什么爭議，時間長度為12年，其中包括從1990年到1992年鄧小平南方講話之間為期三年的過渡期。若從過渡期完成的1992年算起，則大致是一個完整的十年周期。

“第三個十年”從“入世”開始，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國際政論家看到，這個事件其實比美國遭遇“9·11”恐怖主義襲擊后投入阿富汗—伊拉克戰(zhàn)爭更具有世界性的歷史意義。這個十年跨度，若以2010年上海世界博覽會為終點，就是9年，若以2012年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召開為標志，則為期11年。

圖片來源：商務部

我覺得從2012年十八大召開之后，一個新的時代正在展開，出現(xiàn)了30多年來未曾有過的變化和氣象，嚴格來講應該同前面的三個十年做一個區(qū)分。這種變化預示著一種深刻的轉向還是一種新的綜合，目前下結論還為時過早。黑格爾說，密涅瓦的貓頭鷹只在黃昏時起飛，哲學和思想所做的不是預測未來，而是總結和分析業(yè)已發(fā)生的歷史。也就是說，只有當一個歷史階段“終結”了，我們才有可能較為完整地把握它。

而當一個時代正在展開的時候，人們在歷史運動當中面對的往往是一個政治選擇問題，是一個感覺、行動和信念的問題，而不是或者主要不是認識問題。所以我認為我們今天在“回顧”的姿態(tài)下應該把討論的范圍限定在“三個十年”的范圍里。2012年以來的六年，雖然時間也不算短了，但似乎仍屬于正在展開的“當下瞬間”，所以尚不屬于本文研究的范疇。

當回顧和總結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把它作為一個整體階段來看時，我覺得最關鍵的總體性特征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觀察和分析：一是這個整體階段同毛澤東時代中國國家性質的關系；二是它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及其制度、行為、價值秩序的關系。

在界定和調整這兩個關系的過程中，我們應該認識到當代中國歷史行動的主體并不是存在于真空或一張白板上，而是有具體的歷史條件，這些條件既為集體性的思考和行動提供了動力和可能性，也帶來了種種限制，決定其實踐、理論和想象的邊界。在這樣一個分析框架里看，這三個十年作為一個“范式”可稱之為“后毛澤東時代”。與此相對，我們今天所處的、正在展開的時代或許可稱之為“后鄧小平時代”。必須看到，我們談論“改革開放40年”，實際上包含了這樣一種內部的分期和復雜性。

我自己閱讀和分析改革30年文化思想歷程的具體方法，是以“十年”為一個單位，在此范圍里做多學科、跨媒介的斷代研究，通過對精心篩選出來的文本案例或思想論爭的細讀，力求找出其中關于整個時代的總體性問題，包括審美風格、思想難題和政治理想里面的矛盾及其“對立統(tǒng)一”。

在語言、藝術作品和思想話語論爭的微觀分析層面上，我把我的方法稱為“批判的政治闡釋學”，即從文本的形式、概念、風格、敘述手法出發(fā)，通過持續(xù)深入的語義分析和結構分析，達到對特定歷史時代的內部意識結構和價值取向的深度解釋。不過從歷史的維度看，這種闡釋性、批判性的斷代史寫作，不可避免地也帶有某種“當代生活的考古學”色彩。

用更傳統(tǒng)一點的講法，我的研究也可算是變動中的當代中國文化—政治精神狀況的“意識的經驗學、意識的形態(tài)學、意識的現(xiàn)象學”建構的一部分。這種研究方法帶有鮮明的20世紀80年代“文化熱”的胎記，包含80年代以來中國學界對各種西方批評理論和闡釋理論的大規(guī)模吸收，也反映了我本人90年代留學期間所受的專業(yè)訓練，但歸根結底，這種方法仍然是當代中國文化思想生活自身的歷史發(fā)展的產物。

這里所謂的“意識”或“精神”雖然帶有強烈的黑格爾氣息，但仍然植根于80年代以來中國知識界的共同經歷和具體經驗，包含了過去30年里我們對文化自覺、政治自覺的追求，包含了我們?yōu)槔斫庵袊纳羁痰臍v史變動而做的知識上的努力，也包含了當代中國人對世界的觀察和思考。我想強調的是，盡管這種努力不可避免地帶有個人色彩，但它的問題指向始終是集體性的，換句話說，這個“意識”或“精神”的主語從來都是“中國”；不管它如何不時地陷入專業(yè)化術語的泥淖，它的內容始終同當代中國人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藝術創(chuàng)造領域里的集體性經驗息息相通。

下面具體談談這幾個“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