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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地看，這個自殖民主義時代以來破天荒的大事件，也只能由中國這樣一個國家提出，這五項原則的可信性、可行性、可持續(xù)性，也必定要由中國做背書。

首先，中國是帝國主義時代野蠻的叢林規(guī)則的受害者，本國獲得獨立和解放之后，天然地與大多數有過共同歷史遭遇的國家站在一起，共同致力于推動國際關系準則的根本性變革。

再者，中國是個大國，盡管在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之時，新中國尚未完全走出積貧積弱的國勢，也尚未恢復在聯合國中的合法席位，但這并不妨礙新中國以世界大國的身份參與戰(zhàn)后時代國際秩序的重塑。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充分體現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特有的思想觀念，如天下一家、推己及人、仁者愛人等，而不是與之相反的唯我獨尊、你死我活、贏者通吃。

中國希望外國尊重本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所以提出的原則是互相尊重而不是單方面要求的尊重；中國不希望外國對本國進行侵犯和干涉內政，所以提出的原則是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中國希望外國與本國建立平等的關系，共同維護和平，所以提出的原則是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也就是說，每一項都不是只從本國利益考慮，而是同時考慮對方的利益乃至整個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

由此可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本身帶有非常鮮明的中國特色。西方國家不可能提出類似的原則，因為它們根本就沒有與其他國家講平等、講和平的真誠意愿；而其他大多數國家即使有同樣的意愿，卻也缺乏和中國類似的這種基于“天下觀”的思想文化傳統(tǒng)。

1954年6月，周恩來訪問緬甸時同緬甸總理吳努在一起。

歷久彌新的根本原因

從那時起到今天已整整70年，世界形勢經歷了滄海桑田的巨變。但最重要的是，自二戰(zhàn)結束至今將近80年時間，新的世界大戰(zhàn)并未爆發(fā)，這說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二戰(zhàn)后國際秩序一直在發(fā)揮著穩(wěn)定局勢的作用。

根據《聯合國憲章》，聯合國之宗旨和原則為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尊重各國平等主權，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促成國際合作等。而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之保持高度的一致性。這就意味著，接受并踐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是一致的，同時也是維護二戰(zhàn)后的國際秩序，也是順應二戰(zhàn)后全球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潮流。

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真正的價值，并非只在順應潮流方面，更多地體現在引領走向方面。

為什么這么說？首先，從70年來的實踐來看，世界各國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看法、態(tài)度以及質疑和挑戰(zhàn)，基本上都不認為它已過時和不夠充分，而是認為它太超前和過于理想。

在政治方面，霸權國家始終存在，出于其恃強凌弱的本性，頻頻干預他國內政、侵犯他國主權，很多情況下還打著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維護世界和平的名義。世界對此無可奈何。

在經濟方面，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加快，世界各國因經濟發(fā)展不平衡導致的矛盾和沖突也日益增多，平等互利原則也愈加難以貫徹。

另外，由于文化和價值觀方面的巨大差異，世界各國對于何為國際關系、何為國家利益，也有著十分不同的理解，導致對于諸如主權、內政、干涉、侵犯等最基本的概念也難以達成共識，爭吵不斷。

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本身有問題。事實上，近十多年來中國又相繼提出了新型大國關系、共建“一帶一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關于全球事務的發(fā)展倡議、安全倡議和文明倡議等等，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又做了進一步的豐富和發(fā)展，繼續(xù)對國際關系的走向進行超前性引領。

關鍵是，正如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樣，所有這些面向全球、面向未來的倡議，也無不是中國“天下觀”思想文化傳統(tǒng)的充分體現。由此可見，真正讓中國這些當代外交思想永不過時、歷久彌新的因素，不是別的，正是深厚的中華思想文化傳統(tǒng)。

早在2500年前，中國古賢管子就告誡過：“……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試鵀閲?，以天下為天下?！睂φ战袢帐澜?，之所以戰(zhàn)爭頻仍，動亂不斷，難道不是因為各國無不“以國為天下”嗎？而和平共處之所以難以實現，難道不是因為各國始終做不到“以天下為天下”嗎？管子若能再生，他對今日世界的告誡，也許一個字都不用改。

如此來看新中國從70年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到近年來的一系列全球倡議，其中的深意也就顯而易見了。為什么會歷久彌新？答案也很清楚了。

謹以此文紀念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fā)表7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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