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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麒麟外交”：明朝天下/國家的意義

“外交”一詞在中國古代就有對外交往的涵義，如指人臣與外國私相交往、勾結(jié)?！洞呵锓Y梁傳·隱公元年》：“寰內(nèi)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狈秾幖屪ⅲ骸疤熳隅軆?nèi)大夫有采地謂之寰內(nèi)諸侯?！薄抖Y記·郊特牲》：“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编嵭ⅲ骸八接]是外交也?！?《韓非子·有度》：“忘主外交，以進其與。則其下所以為上者薄矣。交眾與多，外內(nèi)朋黨，雖有大過，其蔽多矣?！蓖跸壬骷專骸芭c謂黨與也?！辈贿^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中國歷代王朝都不承認有對等交往的國家，亦無獨立主管外交事務的中央官署。其實西方也是從1648年《威西發(fā)里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以后，一統(tǒng)帝國的理想在歐洲完全破滅，各國主權(quán)平等的理論盛行，各國才依次建立起外交部這一組織?，F(xiàn)代“外交”一詞譯自英語“Diplomacy”，與內(nèi)政相對，指稱國與國之間的交往、交涉，是一個國家、城市或組織等在國際關(guān)系上的活動，其目的在于建立能夠滿足彼此需求的關(guān)系，如互派使節(jié)、進行談判和會談。一般來說，外交是國家之間通過外交官就和平、文化、經(jīng)濟、貿(mào)易或戰(zhàn)爭等問題進行協(xié)商的過程體系。今詞義見于1693年賴布列所使用的“Diplomaticus”及1726年杜蒙所使用的“Diplomatigus”，指外交文件，1796年柏克爾正式使用“Diplomacy”，成為今天“外交”一詞的起源。

動物外交曾經(jīng)是政權(quán)與政權(quán)之間溝通的重要手段，奇異動物在古代世界就是國與國之間象征聯(lián)盟、屈服或和平條約的禮物。早在公元前86年愷撒凱旋之時，帶著上萬埃及俘虜和各色珍奇寶物回到羅馬，人們驚奇地看著一座塔在移動，這座塔就是長頸鹿。這頭動物后來放進羅馬斗獸場，被獅子咬得粉碎，西羅馬帝國也隨著愷撒的被刺殺而滅亡了。但長頸鹿作為外交禮品仍在亞非歐之間流動著。在永樂十二年(1414)榜葛剌國新國王賽勿丁首次“貢麒麟”的24年后，英宗正統(tǒng)三年(1438)榜葛剌再次“貢麒麟”，不產(chǎn)長頸鹿的南亞榜葛剌為何能屢屢進貢長頸鹿呢？史學研究者認為，這和當時的國際形勢、海上貿(mào)易有關(guān)。在大航海時代之前，阿拉伯人控制了東西方海上貿(mào)易，他們的單桅三角帆帆船除了載運一般貨物，還將阿拉伯半島和索馬里的馬匹輸往印度，甚至將緬甸和斯里蘭卡的大象運往印度。單桅三角帆帆船既然能夠載運馬匹和大象，阿拉伯人把長頸鹿從其部分占據(jù)的東非載運到同樣信奉伊斯蘭教的榜葛剌當然不成問題。榜葛剌國王賽勿丁所獻的這頭長頸鹿，是埃及、敘利亞地區(qū)外族奴隸建立的伊斯蘭教政權(quán)馬木魯克王朝(SulalaMamalik，1250—1517，亦譯“馬慕祿克王朝”或“馬穆魯克王朝”)蘇丹巴斯拜送給賽勿丁的禮物，而之所以要送這份禮物，是為了求助。14世紀，馬穆魯克王朝內(nèi)部腐敗，戰(zhàn)斗方式相對落后，由此漸漸衰落，而此時蒙古人和奧斯曼土耳其人崛起，開始不斷對馬穆魯克人發(fā)起攻擊。在這種情勢下，馬穆魯克蘇丹不得已開展“長頸鹿外交”，除了派出使節(jié)赴帖木兒“貢麒麟”外，也向部分東方國家如榜葛剌贈送長頸鹿，因為該國氣候炎熱，適合非洲動物的生長；1486年埃及人的布爾吉·蘇丹·阿什卡特巴(Burji Sultan Ashraf Qaitbay)也送給意大利佛羅倫薩的主人洛倫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一頭長頸鹿，這是意大利人時隔一千多年后在看見來自東方的丁香、肉桂和瓷器的同時，見到了來自非洲的長頸鹿。長頸鹿一登陸歐洲就成為令人矚目的焦點，法國皇后安妮也想獲得這頭長頸鹿，但被洛倫佐·美第奇拒絕了。美第奇為這頭長頸鹿舉辦了盛大的游行慶典，讓長頸鹿走過長長的街道，它的頭幾乎與周圍建筑上的塔樓一樣高。一位名為安東尼奧·科斯坦佐(Antonio Costanzo)的詩人寫道：它對著每一位探出窗外的人昂著頭，那是在至少十一尺高的地方，人們覺得自己在看一座移動的塔，它面對人群寧靜之極，它在享受目光。佛羅倫薩人頗感興奮，因為這意味著城邦地位的重要性已經(jīng)足以影響地域的政治局勢。

在古代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中國政治譜系存在著兩條不同的線索，即天下/國家兩個系統(tǒng)，廣義的天下觀支配著中國朝野都堅持的天朝中心主義，所謂的天下意識和華夷觀念也成為政治上普遍王權(quán)的理論基礎；另一條線索是來自分封制的諸侯國，是一個有限王權(quán)的世界，因此，在中國的外交傳統(tǒng)中存在著二重結(jié)構(gòu)。這也是“外國”這一概念首見于《漢書》，并在《舊五代史》中列出《外國傳》的基礎，10世紀左右，隨著宋人海洋意識的增強，于是有了將中國之外的國家不再簡單地歸為“藩屬”的觀念，這也是后來明朝官方對外政策指導理念的來源之一。明朝能夠順利地與西亞東非等非藩屬國家打交道，正是緣于天下/國家兩個系統(tǒng)廣義的天下觀念。明太祖的外交觀念不是建立在廣義的天下觀上，而是建立在國家觀上，體現(xiàn)了明朝明顯的疆界意識和從傳統(tǒng)普遍王權(quán)的帝國“天下”逐步走向有限王權(quán)的“國家”之轉(zhuǎn)變征兆。明太祖正是基于有限王權(quán)的認識，明確意識到在中國之外，有著無數(shù)穩(wěn)定的獨立國家，因此決定不再將外國視為中國的領(lǐng)土可以隨意征伐，并多次表示不干預外國的內(nèi)部事務，愿意與外國在朝貢的名義下，形成中國與外國使節(jié)交往的國際關(guān)系。明成祖永樂帝就曾在平等的基礎上與中亞帖木兒帝國的皇帝沙哈魯·伯哈德打過交道。

永樂時期的“麒麟外交”，是這一天朝中心主義支配下的天下/國家外交思想的外化。“貢麒麟”之所謂“貢”即由下獻上，“貢物”一般是進獻給中國皇帝的物品。同時這是一個意義模糊的詞匯，“貢”涵蓋的范圍非常廣泛，從皇帝向周邊外族正常收取的稅收，到藩屬進獻的物品，即使那些并不承認中國皇權(quán)的遠國統(tǒng)治者呈送的外交禮品，甚至使團在域外購買的物品，如長頸鹿和獅子，亦可以在中國官方文獻和民間文獻中作為貢品來書寫。鄭和下西洋的第四、五、六這三次都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進一步督促南洋和非洲諸國進行“麒麟貢”，如果沿途西洋各國無意上貢長頸鹿，那就得自行購買這一“貢物”，七次“麒麟貢”中，目前可考的至少有兩次是通過購買而獲得這一奇獸的。可見這一貢物強調(diào)的不是其中的經(jīng)濟作用，而是禮儀的功能，即寓意了統(tǒng)治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周邊外族政權(quán)是通過這種動物外交來顯示自身的合法性，中央政府則是通過來自殊方異獸的新奇貢品，顯示自己統(tǒng)治的有效性。其意義表現(xiàn)在“貢者”就是順者，“不貢者”即抗拒者。生存在中國藩屬國之外的忽魯謨斯、阿丹、天方國，都是不同政治實體的小國，或許它們原本未必要通過貢物來確立自己的統(tǒng)治，但基于自身安全的多重考慮，認識到與明朝政府的“麒麟外交”，可以視為一種靈活的外交策略，將長頸鹿作為一種外交符號，充當自己與中國之間的潤滑劑，而明朝政府則以這一形神兼?zhèn)涞幕铟梓耄鳛橐环N物靈的特殊文化象征，與不少亞非國家尋找彼此共同的利益和文化上的相互契合點。

外交是相對于內(nèi)政而言，是一個國家以和平手段處理對外事務，制定對外政策，派遣使團解決爭端，從而實現(xiàn)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但一個政權(quán)也往往通過外交的成敗，來實現(xiàn)對國內(nèi)政治統(tǒng)治的合法性和政略實施的有效性。通過明朝“麒麟外交”所履行的一系列邦交禮儀，明政府可以在與周邊藩屬國統(tǒng)治者之間繼續(xù)灌輸天下意識和華夷觀念，“麒麟外交”儀式也有向遠夷國家示威并吸引他們加入天朝宗藩朝貢聯(lián)盟的政治目的。更重要的目的是借助遠方諸國的獻貢，演示給朝內(nèi)朝外的本土成員觀看，宣示仁君與瑞獸之間的物靈政治，以全方位地確立明朝的中華朝貢體系中心的地位，強化明朝政府統(tǒng)治的政治基礎。

鄭和下西洋的“尋寶”和亞非諸國“獻寶”共同構(gòu)成了明朝“麒麟外交”的基礎，“麒麟外交”之所以能一度成立，是由中國與亞非諸國多因素合力推動而成的。第一，明朝采取了一種開放的面向亞非諸國的胸懷，愿意與不屬于藩屬國的“遠國”結(jié)成朝貢的關(guān)系。第二，亞非一些“遠國”也愿意在朝貢貿(mào)易的框架下，利用長頸鹿作為與明朝交往的政治資源和文化資源。第三，明朝有利用盛世象征的瑞獸麒麟來鞏固王權(quán)和塑造正統(tǒng)，建立自身政權(quán)的權(quán)威性和合法性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