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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斯巴達與雅典戰(zhàn)爭的“真正原因”

艾利森教授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的依據(jù)，就是《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1卷第23節(jié)的一句話。陳定定的中譯本沿用了謝德風翻譯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的表述：“使戰(zhàn)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卑g本則譯為：“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達揮之不去的恐懼，使戰(zhàn)爭不可避免。”艾利森引用“Strassler”的譯本，同時自己“用更現(xiàn)代的英文去替換他們的譯句”。由于這是關系到“陷阱論”能否成立的關鍵，我曾在《偽“修昔義德陷阱”考》一文中，以“洛布古典叢書”（Loeb Classical Library)中古希臘原文和希-英對照系列C.F.Smith的英譯為主，逐條核實艾利森的解讀。這里撮其要點，概述如下：

其一，修昔底德、索福克勒斯、歐里彼得斯、阿里斯多芬等，是公元前5世紀后期智者啟蒙運動在史學、文藝領域的代表。幾占《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四分之一篇幅的演說詞、論辯和評論，其語境是智者高爾吉亞、蘇格拉底及小蘇格拉底學派。修昔底德關于言辭與事實，關于從人性入手揭露人的貪欲、榮譽、野心是延綿二十七年戰(zhàn)爭根源的分析，都可以從當時的思潮中找到原型。

其二，關于第1卷第23節(jié)的那句話，史學界爭論了多年。艾利森、謝德風的表述，代表了一種意見。但即使這種表述，也不等于是“崛起國”與“守成國”的關系；而且，學術界的主流認為，“洛布古典叢書”的希英對照更忠實于原文。

其三，古希臘原文“alethesta ten prophasin”,“洛布古典叢書”版本譯為“最真實的解釋”(truest explanation)，而不是“真正原因”。而希臘文“aitia”(原因)，在這一段出現(xiàn)過四次；在全書后七卷及這一卷的第24—146節(jié)(即謝德風譯本的第2—11章)，修昔底德還區(qū)分了“直接原因”“借口”(導火線)“根本原因”(真正原因)。

其四，《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1卷的主題是闡述撰寫該書的宗旨和原則。第23節(jié)是第1卷后面10章的小引，說的是破壞“三十年協(xié)議”、訴諸戰(zhàn)爭的“直接原因”(“近因”“表層原因”)。修昔底德說，交戰(zhàn)雙方各有各的說法，唯有他的說法才是“最真實的解釋”。史學界之所以有人將這句話等同于“真正原因”，在于他們不了解修昔底德的語境。高爾吉亞發(fā)表了反駁巴門尼德的三個命題：無物存在；即使存在，也無法認識；認識了也無法用言辭傳達。他寫的修辭范文《海倫頌》，發(fā)揮了第三個命題。如果了解中國魏晉南北朝關于詞與物的辯論、歐洲中世紀的“唯名論”、當代的語言哲學，就不難理解“最真實的解釋”不等于就是“真正原因”。雅典的興趣是東起黑海，西至現(xiàn)西班牙、法國，南及北非的整個地中海域的貿(mào)易，頗像古代西亞的腓尼基商隊。在它最強盛時代，也無志于占領周邊地區(qū)，建立像亞述、赫梯、呂底亞那樣的農(nóng)牧帝國。換言之，雅典與斯巴達的“利益交叉關系”“利益重疊關系”甚少。這就是為什么從公元前455年“三十年和約”到公元前435年雙方?jīng)Q策層都想訴諸“仲裁”、不輕易宣戰(zhàn)的根本原因。

實際上，在戰(zhàn)前的四十三年里，雅典勢力的發(fā)展并不構成對斯巴達的威脅，更無取代之意。事情的轉折是公元前435/4—前432年春發(fā)生的兩個事件。原本與兩大同盟毫無關系的或守中立的城邦，首先將科林斯，爾后將斯巴達、雅典拖了進去，致使斯巴達誤判，“所以決定發(fā)動現(xiàn)在這次戰(zhàn)爭，企圖以全力進攻(如果可能的話)，消滅雅典勢力”。這也就是為什么斯巴達第一次宣戰(zhàn)的借口受挫后，接著就來第二次；第二次又被識破，最后只好等待時機。這樣，才有第1卷結尾這句話：“因為構成破壞和約和成為公開戰(zhàn)爭口實的一些事件尚在發(fā)展之中。”至此，誰是戰(zhàn)爭的挑起者一目了然。第1卷中說的是破壞和約訴諸戰(zhàn)爭的直接原因的解釋，再清楚不過。

雅典衛(wèi)城。新華社記者賴向東攝。

其五，這場波及全希臘、延綿二十七年戰(zhàn)爭的“更為根本的原因”，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1卷第22節(jié)有過提示，在后七卷中已解答。艾利森在其著作第2章注4中說：“第1卷分析了導向戰(zhàn)爭的途徑，余下的七卷則記錄了戰(zhàn)爭本身。”這里有一個關鍵詞“chronicle”沒譯出來。包譯本倒是按原著表述了：“其他七卷則是戰(zhàn)爭過程的編年史?！卑押笃呔碚f成是戰(zhàn)爭過程本身的編年史，正好與修昔底德本意相反。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1卷第21節(jié)闡述他撰史原則時，特地申明“史”與“詩”和編年史的區(qū)別。他批評“chronicler”(編年史家)時認為，“他們所關心的不在于說出事情的真相，而在于引起觀眾的興趣”。而“史”（Historia)的要求是，“用最明顯的證據(jù)，得到合乎情理的正確結論”。他的后七卷正是按第1卷闡明的撰史目的和原則，不用言辭掩蓋真相，而是在如實敘述事情真相的基礎上剖析導致這場戰(zhàn)爭的深層次根源，即作戰(zhàn)雙方領袖們的貪欲、權勢欲、不顧城邦安危的個人榮譽：“由于貪欲和個人野心所引起的統(tǒng)治欲是所有這些罪惡產(chǎn)生的原因。一旦黨派斗爭爆發(fā)，激烈的瘋狂情緒發(fā)生作用，這也是原因之一。許多城邦的領袖們有似乎可以讓人佩服的政綱：一方主張民眾在政治上的平等，另一方主張安穩(wěn)而健全的貴族政制。他們雖然自己冒充為公眾利益服務，但是事實上是為他們自己謀得利益?！?Thucy.3，83)

例如，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第3—6卷中，修昔底德剖析了六件事情發(fā)生的原因：（1）科林斯為了離間科西拉與雅典的關系，挑起科西拉內(nèi)部黨爭。（2）雅典與斯巴達出兵助威，卻都不參戰(zhàn)，讓科西拉兩派互相殘殺，最后自己毀了這個第二大海軍勢力的城邦。（3）斯巴達占領雅典盟邦普拉提亞，殺光全部男丁。（4）雅典占領斯巴達盟邦派羅斯，也如法炮制。（5）雅典盟邦密提林帶動周邊三個小邦背叛，盡管下層民眾反對，平叛之后，雅典領袖克里昂主張將男丁殺光，理由竟是“洪洞縣里無好人”。（6）公元前422年，雙方統(tǒng)帥都戰(zhàn)死在馬其頓—色雷斯附近的安菲波里。修昔底德評論說：“這兩個人是雙方主戰(zhàn)最賣力的人：(斯巴達的)伯拉西達主戰(zhàn)，因為他個人的成功和榮譽都是從戰(zhàn)爭中得來的；(雅典的)克里昂主戰(zhàn)，因為在和平安靜的時期，人們會注意他的不良行為，會不相信他對別人的讒言。”由于伯拉西達屢建奇功，“斯巴達的主要人物妒忌他”，這次竟然見死不救。公元前421年，雙方締結了五十年和約，各個盟邦也簽了字。但是，科林斯立刻赴亞哥斯，拉出一批盟邦重新結盟，欲與斯巴達開戰(zhàn)。至于趁機煽動遠征西西里的阿爾西比亞德斯(?λκιβι?δη?，前450—前404，一譯“亞西比得”)，更是個朝秦暮楚、野心勃勃，卻又擅長雄辯、煽動仇恨的雅典民主制衰落時期的“蠱惑家”(Demurgogue)。由于雅典公民已經(jīng)蛻變成為“糊涂而任性的老頭子”(阿里斯多芬《騎士》的諷刺語)，他們竟然投票贊成阿爾西比亞德斯統(tǒng)率全軍遠征西西里。修昔底德說，這是一支“花錢最多，外觀最美的希臘軍隊”，艦長、水手都發(fā)薪金。士兵和商人們?yōu)榱俗錾?，還隨身帶著貨物。修昔底德每敘述一個大的歷史事件，都同時發(fā)表評論，揭露他們不斷挑動戰(zhàn)爭的內(nèi)心追求。他對于歷史事件根源的觀察和解釋，為古羅馬時期的史家們繼承和弘揚，造就了后人所說的歷史觀。普列漢諾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1856—1918)在《論一元論歷史觀的發(fā)展》《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中對此作了深刻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