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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流士到秦始皇

在我研讀伊朗歷史的時候，不由驚嘆著名的“大流士改革”與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的舉措幾乎如出一轍。試看埃爾頓·丹尼爾（Elton L. Daniel）所著《伊朗史》的歸納：

大流士將全國分為20個行省……他也意識到法律、后勤和經(jīng)濟之于帝國長治久安的重要性。大流士引以為傲的是，他主持編纂了一部針對整個帝國的新法典，同時他將埃及等行省的現(xiàn)行法典加以規(guī)范。法官若貪腐受賄，將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交通對于國家安全和商業(yè)貿(mào)易都有重要意義，因此大流士將道路系統(tǒng)加以延伸和修護，包括從薩迪斯到蘇薩綿延2600公里的御道，沿途設(shè)置驛站以供休整和給養(yǎng)。道路系統(tǒng)得到很好的護衛(wèi)，郵差可通過它高效傳遞信息。大流士的帝國囊括了地中海東岸和波斯灣，橫跨海陸。為了鞏固這個龐大的國家，大流士主持開鑿了溝通尼羅河與紅海的運河，它在公元前497年正式得到啟用。大流士在經(jīng)濟方面的措施還包括統(tǒng)一度量衡，更為重要的是，他確立了新的貨幣系統(tǒng)，即使用固定重量的金幣和銀幣……他被視作古波斯語書寫系統(tǒng)的創(chuàng)造者，至少是完善者……他陵墓的銘文稱其為“偉大的王，眾王之王，諸國之王，大地之王，希斯塔普斯之子，阿契美尼德人，波斯人，波斯人之子，雅利安人，雅利安后裔”。大流士在全國大興土木，這些宏偉的建筑反映了其文化愿景與旨趣。（筆者據(jù)The History of Iran翻譯）

我們可以在此基礎(chǔ)上進一步將“大流士改革”歸納為如下幾點：設(shè)立行??；編纂法典；修建馳道和驛站；開通運河；統(tǒng)一度量衡；統(tǒng)一文字；冠以至高尊號；大興土木。稍通秦史的人都不難看出，這些都是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之后做過的。大家相對不大熟悉的是秦法典的編纂，隨著睡虎地秦簡、里耶秦簡、岳麓秦簡等秦簡牘的發(fā)現(xiàn)與刊布，我們才真正了解到秦律令之完備，它直接為漢律令奠定了基礎(chǔ)，是“漢承秦制”的重要表現(xiàn)。

大流士一世

要知道，波斯第一帝國——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Empire，前550—前330）的大流士一世（Darius I，前522—前485在位）比秦始皇早了三個世紀(jì)，若一定說誰模仿了誰，也只能是秦始皇踵武前修，至少大流士是有“發(fā)明權(quán)”的。無怪乎朱大可、段清波等先生都認為秦始皇繼承了大流士的政治遺產(chǎn)。朱大可先生在其《華夏上古神系》（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一書中指出，秦帝國的制度與手段，除了御道來自東周的傳舍制度，其余無一不出于波斯帝國的發(fā)明；秦始皇只是一個沉默的克隆者，他和他的臣子都拒絕說出秦制的秘密來源。朱先生還走得更遠，他認為《老子》的陰陽兩儀、“三”等原型數(shù)字、《九歌》諸神等等，統(tǒng)統(tǒng)來自波斯，甚至認為楚人皈依了波斯的拜火教，已然是中國文化“西來說”的一種變調(diào)。段清波先生在《從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三）》中比較了秦帝國與波斯帝國的政治制度，認為秦始皇的治國理論、國家政體、管理措施等方面的認識和理念，或許受到波斯帝國的深度影響，這一結(jié)果當(dāng)與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40—前323在位）東征有關(guān)。

實際上，早在1997年，饒宗頤先生便在《中國古代“脅生”的傳說》（載《燕京學(xué)報》新3期）一文中指出：

（殷商）繁瑣的禮節(jié)和祭祀上的驚人浪費，造成進步的障礙，最后成為神的俘虜，其后果和巴比倫王朝完全一樣。波斯帝國的崛起與周人的代殷，情形很相似。大流士一世建國，承其父Cyrus之洪業(yè)，Cyrus于前五三九年克巴比倫，以有道代替無道，撫有四方，用理萬民（其圓筒刻石謂“He constantly sought often order and equity for the black-headedpeople…”），有Father之美譽。所謂Black-headed people者，即秦人之“黔首”也。始皇二十六年統(tǒng)一天下，刻石頌德，分立三十六郡，更民名曰黔首。頗疑遠受到波斯分省制度之影響，而“黔首”一名則承襲西亞之舊稱。

饒先生所說的Cyrus即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締造者——居魯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前550—前530在位），著名的居魯士圓柱記載了他征服巴比倫的偉績（故宮博物院藏有兩塊馬骨化石，上面的楔形文字同于居魯士圓柱的部分內(nèi)容）。饒先生業(yè)已意識到秦帝國與波斯帝國的一些相似之處，如行省/郡縣的建立和“黔首”的稱名，但只是以“頗疑”概言之，并未遽斷。饒先生對于中外文化交流史多有發(fā)明，但他絕非單純的傳播論者，往往充分考慮時代、地理、接觸等因素而加以討論，詳見拙文《交錯視界中的中外交通——饒宗頤與中外交流史研究》（載《社會科學(xué)輯刊》2017年第5期）。

居魯士圓柱，現(xiàn)藏大英博物館

以上學(xué)者所揭示的相似性確實值得重視。但斷言秦帝國繼承了波斯帝國的政治遺產(chǎn)，仍缺乏直接的證據(jù)。

在傳世文獻中，除了巨人現(xiàn)于臨洮這一可供發(fā)揮想象力的傳說，再無其他相關(guān)線索。如果真有西方高人授秦始皇以治國方略，在文獻中很難說會全無蹤跡。出于中國古代文獻的特點，民間的、下層的文化交流難以得到反映，但上層的活動、重要的政治事件往往會有忠實的記錄。也正由于此，盡管中原王朝與西亞的官方接觸記錄始于漢武帝時期，但在此之前已有文化上的間接交流——這些線索主要通過考古發(fā)現(xiàn)呈現(xiàn)。商鞅變法之于秦帝國的轉(zhuǎn)型和崛起有重要意義，史籍對此施以濃墨重彩。對秦人而言，商鞅也是外邦人，他對秦國政治的影響并非諱言之事。如果另有外邦人對秦帝國的頂層設(shè)計有全面影響，不至于在史書（尤其是司馬遷時代尚相對完整的《秦記》）中湮滅無聞。

周秦之變是中國歷史的一大變局。清代學(xué)者趙翼（1727－1814）在《廿二史札記》中指出：“蓋秦、漢同為天地一大變局?！泵珴蓶|謂“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制確乎奠定了此后中國兩千多年的政治格局。秦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國政治形態(tài)和社會制度的急劇轉(zhuǎn)型。但這一轉(zhuǎn)型的過程并不全然突兀，而是兩周之際禮樂崩壞、王綱解紐以來持續(xù)演變的結(jié)果。秦始皇的許多舉措，如推行郡縣制、統(tǒng)一度量衡等，在商鞅時期便已經(jīng)奠定了基礎(chǔ)，是秦國政治的自然延續(xù)和發(fā)展。而且，許多變革在西周時期便已肇端，并非無本之木。

秦始皇與大流士政治革新的高度相似，最為根本的因素在于他們所面對的相同形勢。他們都是龐大帝國的締造者與統(tǒng)一者，擺在他們面前的除了廣袤的疆域，還有復(fù)雜的族群與多元的文化（波斯帝國疆域更大、人口更多）。要統(tǒng)治這樣的大帝國，中央集權(quán)便成了當(dāng)務(wù)之急。因而地緣管理的加強、度量衡及文字的統(tǒng)一、道路系統(tǒng)與運河的修建、法典的編纂等等，都是治理多民族、大一統(tǒng)國家時情理之中的事。我們不妨說，秦始皇與大流士都以其雄才大略，就著相似的棋局走了相似的套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