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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居西北邊陲，與羌戎雜處。往來于歐亞草原、波斯化的塞人、吐火羅人等印歐人通常扮演了中間商的角色，一些來自歐洲、西亞、中亞的文化因素主要通過他們傳遞到羌、戎、周、秦等族群。早在西周時期，甘肅靈臺白草坡、陜西周原等遺址便已經(jīng)見到印歐人的形象。秦穆公霸西戎，與西域民族有一定接觸。因而秦文化的一些特點，如將文字銘刻于石頭（以石鼓文、秦始皇東巡刻石等為代表）、一些墓葬所見屈肢葬的葬俗、率先出現(xiàn)鐵器、較早出現(xiàn)金銀器、使用槽形板瓦等，均與中原王朝的固有傳統(tǒng)不同。如果說兵馬俑受到廣義波斯文化的間接影響，這是完全有可能的。中國境內(nèi)的早期人像，具有代表性的新疆伊犁新源縣的武士蹲像便是塞人的杰作，時代在戰(zhàn)國時期。景騫、林梅村等先生認為，這尊青銅像表現(xiàn)的是希臘戰(zhàn)神阿瑞斯。無論其是何身份，它作為“遠東第一立體雕像”的特殊意義值得重視。此類雕像，還見于同是新疆西北的鞏留等地。

武士蹲像，1983年發(fā)現(xiàn)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新源縣，約公元前500年

陜西咸陽塔爾坡戰(zhàn)國晚期秦墓出土的騎馬武士俑

隨著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大帝東征，阿契美尼德王朝覆亡，此后進入希臘化時期。希臘化的浪潮一路向東，甚至已經(jīng)抵達現(xiàn)在中國的鄰國阿富汗。段清波先生認為，也許就在此時，東西方之間兩類存在根本差異的文明發(fā)生了前所未有的碰撞。代希臘化塞琉古帝國而起的是帕提亞帝國（Parthian Empire，前247－224），在中國古書中被稱為“安息”。與古代中國最接近的大國便是廣義的波斯，漢夫勒與倪克魯所稱的希臘，主要是希臘化時期的波斯以及受其影響的帕提亞帝國，屬于廣義的“波斯”。

但如果說有外國技術(shù)專家直接參與了兵馬俑的設計和制造，則仍缺乏確鑿的證據(jù)。2003年春在秦始皇帝陵區(qū)發(fā)現(xiàn)了一座窯址的亂葬坑，其中埋有百余具人骨，段清波先生在論文中懷疑這些勞工中有非蒙古人種，這基于第一次的分子生物學檢測結(jié)果。美國學者梅維恒（Victor H. Mair）曾向西方學界介紹過這一成果，最近在向媒體的講述中，段先生直接強調(diào)發(fā)現(xiàn)了來自西方的陶工。但第二次的檢測結(jié)果與前次并不相同，徐智先生在其博士論文《中國西北地區(qū)古代人群的DNA研究》（復旦大學，2008年）以及他與張君等人合作的“Mitochondrial DNA Evidence for a Diversified Origin of WorkersBuilding Mausoleum for First Emperor of China”（載PLOS ONE, Vol.3,No.10, 2008）一文中，分析了這些勞工的線粒體DNA，發(fā)現(xiàn)他們來自于漢族，也來自于少數(shù)民族，而且南方人要多于北方人。這一研究成果雖不能覆蓋全部勞工，但已經(jīng)比較能夠說明問題。不過線粒體DNA只能指示這些勞工的母系來源，更全面的認識有待Y染色體DNA的考察。（近來有媒體報道專家復原出秦始皇妃嬪面容，認為有可能是波斯人，更缺乏直接證據(jù)）

在出土的兵馬俑中，在一些隱蔽處往往刻有制造者的名號。從這些名號看，有的是“宮”字開頭的，說明屬于官府制陶作坊的陶工；有的則冠以地名，如咸陽、櫟陽、安邑等，說明來自于地方制陶作坊。中國古代的工匠基本都湮沒于歷史的煙云中，若非兵馬俑的出土，我們根本無從知曉這批杰出工匠的存在。而將名號刻在器物上是物勒工名制度（最初興起于秦國）的體現(xiàn)，誰制造誰負責，完成一件作品，戳上自己的大名。根據(jù)這些陶工的名號和來源，我們并不能發(fā)現(xiàn)洋專家的蛛絲馬跡。

紅山文化女神像

紅山文化陶人

殷墟婦好墓玉人

從某種程度上說，兵馬俑恰恰說明了中國式雕塑的特殊性。以俑殉葬，這本身是中國自身的傳統(tǒng)。即便兵馬俑吸收了國外技術(shù)，它本身便是本土文化的承載者，并不影響其本土性。正如中國的冶煉技術(shù)最初由域外輸入，但我們的祖先主要用它來制造禮器，只不過是將原先的陶鼎、陶斝換成了銅鼎、銅斝。我們的祖先從來都不排斥外來的技術(shù)，同時，三代禮樂文明到儒家一脈相承的思想體系又極具保守性，新技術(shù)往往用來制造盛放舊酒的新瓶。從過去到現(xiàn)在，師夷長技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沒必要說承認這一點就有損民族尊嚴。至于過度夸大文化交流，妄自菲薄，進而舍本逐末，認為中國文化一概都是外來輸入，更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