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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崔昌杰】

據國家統(tǒng)計局（2021）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占總人口比例18.7%，其中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3.5%，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人口老齡化可以被看作是現代化在人口結構上的表現，其在中國家庭層面則呈現為一種“下行式家庭主義”（閻云翔，2017），即家庭作為一個天然養(yǎng)老單元的功能正在逐步弱化，那么我們該如何滿足如此龐大的“溢出”家庭的養(yǎng)老照護需求（胡曉映、呂德文2022）？“養(yǎng)老服務的市場化”便是應對方式之一。

近年來，國家政策層面上有對養(yǎng)老機構數量與養(yǎng)老床位數的“增長計劃”，各地各類養(yǎng)老機構也如雨后春筍一般地建立起來。但與看似“利好”的行業(yè)前景相比，關于養(yǎng)老機構的負面報道卻也不絕于耳：“70歲護工過失殺害89歲老人，背后反映了中國老人的真實困境”（八點健聞，2021）；“福利院護工連續(xù)掌摑癡呆老人，警方已介入調查”（澎湃新聞，2020）；“高齡老人遭護工掌摑：3.5小時打57次，護工虐老引深思”（中國日報網，2018）等。

在這些報道中，民辦養(yǎng)老機構無一不處于道德洼地。但正如吳心越（2021）指出，大眾常常會將這些負面新聞的原因歸結為護工的低素質，而忽視了具體照護實踐過程中情景的復雜性。

本文便試圖通過田野經驗對此種“復雜性”進行簡單的勾勒與說明，表明不僅是護工，家屬與機構運營者也對這些負性事件的產生負有責任，并在對機構養(yǎng)老涉及的三個主體角色分析中，總結出機構養(yǎng)老行業(yè)的自身特質。

合肥：小朋友前往養(yǎng)老服務站開展“愛在重陽 情暖飛虹”主題活動。圖源：視覺中國

家屬：信息不對稱與情感弱化

在機構養(yǎng)老實踐中，家屬雖然已經脫離了具體的照料勞動，但其仍然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維度介入其中，使照護勞動本身呈現出“護工—院民—家屬—機構”這四方主體的互動與博弈狀態(tài)。其介入也使得照料勞動更為復雜。

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在于，家屬雖然購買服務卻不親自享受服務，無法做到服務購買與服務享受雙方的直接交流，信息在多個主體之間流動。這使得家屬對機構內的照料情況知之甚少，他們無法監(jiān)督照料過程，也就是說，在照料過程中存在一種“信息不對稱”。

因購買服務者（家屬）與享受服務者（院民）的空間分離所產生的信息不對稱，使得購買服務者（家屬）無法實現對機構的充分監(jiān)督，享受服務者（多為失能失智群體）又沒有監(jiān)督能力。

因為家屬對院民有贍養(yǎng)義務，因此對養(yǎng)老機構也應有相應延伸的監(jiān)督義務。故而在購買服務后，并不意味著家屬只有權利而沒有監(jiān)管責任，家屬應當通過情境來進行判斷是否應主張其監(jiān)督權，這也是家屬的責任所在。

同時，家屬與院民的聯結程度會直接影響到機構對院民的日常照料，但這種建構關系的主動權卻主要掌握在家屬手中。除了前文所提及的“下行式家庭主義”（閻云翔，2017）外，因為城市養(yǎng)老的“去家庭化”更快，被發(fā)展和理性的話語所統(tǒng)治，家庭養(yǎng)老缺乏底線保障機制，不僅法律保障的成本高，城市社會中也缺乏相應的社會機制，不似村莊社會中社會輿論等作為底線機制還發(fā)揮一定的作用（賀雪峰，2022）。

因此，家屬可能存在的第二個問題便在于其對院民的漠不關心，無疑會使得養(yǎng)老機構內的照料生態(tài)不斷惡化，誘發(fā)各類惡性事件的產生。

雖然說將父母送入養(yǎng)老機構也是踐行孝道的一種方式，但一個普遍事實是：在院民進入養(yǎng)老機構之前，其已經對家庭照護者造成了較為嚴重的身體負擔與情感負擔（吳心越，2020）。例如一樓的趙奶奶在被送入養(yǎng)老機構時，她老伴向我們訴苦：

“她也是老年癡呆，腦子時好時壞，特別容易亂跑，然后就找不到人了，前幾天又是跑丟了，誰也找不到她，最后只能出動公安找，我心臟搭橋手術已經做了四根了，再也經不起刺激了......我兒子兒媳都有工作要忙，現在兒媳還懷了二胎，我又照顧不了她，那就只能把她送到這里來照顧。”

在已經對家庭造成較重照料負擔的情況下，家屬在將親人交給機構代養(yǎng)時便已經出現了一種“情緒”和“疲勞”，只要被照料者在機構內“安全”生活即可。因此，家屬和院民兩者對于什么是“好的照料”本身是存在分歧的。

S機構三樓的部分可自理老人在與我日常的交流中都在一種“無所謂”的態(tài)度中流露出對“交流”“陪伴”和“自由”的向往。不過當前絕大多數的中低端民辦養(yǎng)老機構僅能為老人提供底線生存照料，再高一層次的精神與情感照料遠未實現。

但在院民的家屬看來，他們既希望養(yǎng)老機構是服務者，也希望其可以作為一個管理者，這樣才能不讓院民“給自己找麻煩”。

由于被送往養(yǎng)老機構的院民多為失能失智群體，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對他們的照料要求較高，尤其是精神上的失能半失能院民，如果居家照護，家庭要付出較重的照料成本，但處于發(fā)展階段的子代家庭又無過多勞力與精力進行看護，便不得不將其送往養(yǎng)老機構，如王奶奶的女兒直接將其稱為“我們家害人精”，也是因此才將其送往S機構，幾乎不來看望。

故而機構除了提供服務以外，還必須承擔管理職責，以減輕家屬負擔。這種“不找麻煩”式的動機也在管理者口中得到了證實：

“如果你到一個養(yǎng)老院，發(fā)現這個養(yǎng)老院打出的宣傳標語是安撫老人，關愛老人，總之就是一切順著老人的意思，那就千萬不要去這個地方。因為這里就像一個學校，而這些工作人員就像是老師。如果一個養(yǎng)老機構，他會批評，會斥責，那說明你的老人送到這里一定會被管理的服服帖帖，也一定不會給你（家屬）找很多麻煩。”

隨著院民在機構入住時間的延長，院民失能的程度會越來越深，家屬來看望的次數也會越來越少（李丹、白鴿，2020）。甚至有的家庭在院民臨終前一兩年都極少去探望，也不在乎機構內發(fā)生了什么，只要老人“安然”活到去世即可，這或許是家屬和護工之間的“默契”。那么這無疑是助推了機構內的種種不規(guī)范現象，只要不危及院民生命，機構的種種照料方式即是“合理的”。

“有的時候我們晚上，老人要死的時候你要經常去看……好比說他一死，你就要趕緊告訴家屬。而且經常還是死了之后才告訴，在這里都是那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