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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序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睂ⅰ疤煜隆弊鳛橐环N普遍主義秩序觀的思考在中國古已有之，至今不絕。立天子，封建郡縣，羈縻夷狄，直至萬國朝宗，一種混合著制度治理、多元認同和道德理想的秩序安排相互契合，渾然一體，形成人類歷史上最具持久連續(xù)性的普遍秩序。

近代以來，這種普遍秩序受到來自西方文明所建構的另一種普遍秩序的挑戰(zhàn)，它以科學進步的姿態(tài)、以民族國家的名義質疑中國在世界歷史中的主體資格，由此開啟中國在兩種普遍秩序碰撞中的古今中西之爭。

為了獲得加入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的資格并獲得西方主體的承認，中國不得不在政治制度和知識體系兩方面將天下體系壓縮為國家體系，將普遍主義的思考降低為一種作為傳統(tǒng)的“地方性知識”，由此用一個一套內外有別的西方民族國家和國際法體系重新想象中國的歷史、現(xiàn)在和未來，二者的分野撕裂原有的整體秩序，我們只有用國內和國際兩個視角才能勉強拼湊出一個相對完整的理解世界的知識圖景。

古代中國的天下想象

然而，近代以來無論我們如何用民族國家的理論來改造中國，我們都只能在話語上將中國敘述或想象為一個民族國家，而事實上的中國依然維持晚清帝國的領土、人口規(guī)模以及由此帶來的文化、經(jīng)濟、社會乃至政制秩序的多樣性。

這種內在的沖突和張力始終伴隨并困擾著現(xiàn)代中國，由此導致一個根本性悖謬：即在西方的民族國家模型和理論中，中國無法成為一個正常國家，而由此帶來的自我否定和懷疑，必然會從根本上摧毀中國人維持自身文明和發(fā)展的自信心。

為此，我們始終面臨著一個根本性決擇：要么罔顧多元交錯的政教境況，將中國改造成西方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要么捍衛(wèi)混同著民族國家和帝國想象的中國秩序，改造西方民族國家的知識體系，進而構造一個與帝國相匹配的知識體系和制度體系。

近代以降，這兩種主張始終交織在一起，前者從地方自治論到當代的海外流行的聯(lián)邦論以及肢解中國的七國論，雖然是潛流但不絕如縷，后者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到批評“言必稱古希臘”以至于提出“第二次啟蒙運動”，雖然屢遭批判但依然前赴后繼。在這兩條道路之間如何選擇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現(xiàn)實問題。

雖然聯(lián)合國擁有一百多個民族國家，但全球秩序從來都是按照帝國秩序建構的。從西方民族國家建構的全球殖民體系、到二戰(zhàn)后建立了兩大陣營以及“三個世界”的劃分，從后冷戰(zhàn)時代經(jīng)歷的短暫的“新羅馬帝國”到目前的“后美國時代”。中國從古典向現(xiàn)代的轉型，始終處于帝國秩序的支配之下。

事實上，從民國政府在巴黎和會的遭遇開始，中國人就已經(jīng)放棄了民族國家平等建構國際秩序的西方理論幻想，而對參與并建構世界的帝國秩序始終擁有清晰的認識。這種清晰的帝國意識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國幾千年天下秩序中形成的政治本能。從“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到“三個世界”的建構，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到圍繞“一帶一路”戰(zhàn)略建構國際政治經(jīng)濟新秩序，中國崛起帶來的不僅僅思考尺度的變化，更重要的是對民族國家尺度下形成的知識體系的挑戰(zhàn)和重構。

而對如何應對這個挑戰(zhàn)，中國學界顯然并沒有充分的準備，最需要貢獻才智和想象力的領域，恰恰成為中國學界的知識短板。面對一個巨大的整體秩序變遷，中國學者要么無法擺脫“西方中心論”的窠臼，沒有能力填補西方殖民史研究創(chuàng)造的種種真空領域，要么空有一番熱情，卻無法進入西方歷史脈絡，從而無法真正在中西秩序碰撞的歷史處境中進行思考。

主體性的缺乏，壓抑了中國學界的創(chuàng)造欲望，知識能力的缺乏，剝奪了解釋中國的發(fā)言資格。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與主權國家體系

如果說中國道路構成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偉大實踐，那么我們就需要尋找新的知識尺度來衡量和解釋這一正在發(fā)生的偉大變革，而它必須能夠對中國是什么，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是什么這兩個問題提供新的解釋，這必然意味著超越西方歷史語境中衍生出來的帝國—民族國家的二元對立敘事，并在一種“否定的綜合”中，通過重審人類古往今來所有有關國家和世界秩序的思考，提出新的秩序想象和世界圖景。

本著這種意識，我們組織了這套“帝國與國際法譯叢”，力求通過對國外有關帝國和國際法史優(yōu)秀學術著作的引進，為解釋中國尋找新的知識尺度，更新我們的世界觀。而這首先意味著對于百年來支配中國和世界想象的西方殖民秩序及其遺產(chǎn)進行徹底的知識清理。

在這方面，學界表現(xiàn)仍然是不盡人意的，這些人要么仍然活在西方普遍秩序的幻覺中，否定中國道路的世界歷史意義，并在一種目的論的指引下篤信中國最終會匯入西方普遍歷史之中；要么由于西方殖民史上的種種罪惡及其帶給中國人的家仇國恨、各種歷史負擔，對西方帝國歷史持一種無原則的批判和否定，將任何帶有西方色彩的東西都視為對中國的政治和文化殖民，并基于此刻意去回避或否定西方的帝國和國際法秩序作為一種文明所積累的思想遺產(ch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