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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3年開埠后，上海成了中國最大的工商業(yè)城市和文化重鎮(zhèn)。

1915年9月，《新青年》誕生在上海的弄堂里，初名《青年雜志》。從此，《新青年》因引領中國新文化運動而彪炳史冊。1916年，《新青年》的創(chuàng)始人陳獨秀受蔡元培邀請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隨同北上。

回到上海后，陳獨秀就居住在漁陽里2號，這里也是《新青年》編輯部。在這座石庫門里，留下了他建黨初期的一段時光。

1920年，陳獨秀在這里與共產(chǎn)國際代表維金斯基商討建立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起了聲勢浩大的“五一勞動節(jié)”集會，創(chuàng)立了中共領導的第一個工會組織--上海機器工會，組織翻譯出版了《共產(chǎn)黨宣言》；與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tǒng)、陳公培等成立了“中國的第一個共產(chǎn)黨組織”，取名為“中國共產(chǎn)黨”，陳獨秀為書記。

漁陽里還有一個出口在淮海路上。從這個弄堂口進來轉(zhuǎn)個彎，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的地方。時間是1920年8月。后來這里掛上了“外國語學社”的牌子，實際上是黨辦的第一所干部學校，劉少奇、任弼時、羅亦農(nóng)、肖勁光等曾在此學習。學校很有特色，除學習理論外，還開設了英、俄、法、日四門外語課程。

《新青年》編輯部與“外國語學社”相隔不遠。陳獨秀不出弄堂就可去學校講課。漁陽里的弄堂曾被叫作“共產(chǎn)主義小道”。這里不僅留下了在此學習的劉少奇、任弼時等人的足跡，也留下了許多共產(chǎn)黨早期活動家的身影，他們是老師，如翻譯《共產(chǎn)黨宣言》的陳望道、翻譯了《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的李漢俊，還有俞秀松，他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任書記；沈雁冰，就是后來寫了《子夜》的茅盾；楊明齋，他是這個“外國語學社”的社長、《共產(chǎn)黨》月刊的創(chuàng)辦者。

1919年3月至1920年5月，毛澤東四次到黃浦江邊送別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的學子。毛澤東一生57次到上海，第一次就是來送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的。他是組織者之一。

1920年5、6月間，毛澤東在漁陽里拜訪了陳獨秀，討論馬克思主義和湖南改造等問題。

1921年7月，毛澤東再一次來到上海。他與何叔衡同行，是作為中共湖南代表來到上海的。7月23日，在這座被叫作石庫門的上海典型民居里，召開了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譽為“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1922年7月，也是在石庫門里，中國共產(chǎn)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陳獨秀、王盡美等12位同志，代表全國195名黨員；制定了第一部黨章；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

伴隨著先行者的足跡，中國共產(chǎn)黨與上海的石庫門結(jié)下不解之緣。

從1921年黨的誕生，到1933年中共中央轉(zhuǎn)移至江西瑞金，12年多的時間，中央領導機關除了幾次較短時間遷離之外，都常設上海。

后來，一篇由毛澤東改定的文章這樣寫道：“上海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大本營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誕生地，……是中國工人運動、革命文化運動和各民主階層愛國民主運動的主要堡壘之一。”——新華社社論《祝上海解放》1949年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剛表示：“從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以后，上海很長時間它是一個中國革命的指揮中心，中國革命道路的形成和上海是密切相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