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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是渾成的，民族的危機感、對社會衰朽的憤懣和改造的愿望、新思潮的激蕩、青年和女性的苦悶和實際位置，以及來自舊生活的經(jīng)驗，在整個運動中得以整合，但伴隨著文化運動的迅速分化，再也沒有一種力量能夠?qū)⑸鐣畹目傮w感受綜合為一體了。魯迅繼續(xù)著他對“真的人”的追求并在巨大的危機中將其具體化，他比其他人更深地把握中國社會面臨的危機、挑戰(zhàn)和可能的生機。當東北作家流亡至關內(nèi)的時刻，不是那些已經(jīng)成為黨國棟梁和社會名流的“五四”一代，不是那些扛起了復古主義或民族主義大旗的一代，也不是僅僅關注關內(nèi)政治斗爭、文化斗爭的左翼理論家和文學家，而是魯迅幾乎是以其一個人的力量，將這些邊緣的文學群體推上了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舞臺。他用全部的熱情和洞見向人們證明這個群體比其他人、其他群體更真切地體現(xiàn)了中國內(nèi)外危機的深度，也比其他作家和作品更好地呈現(xiàn)了在極度腐朽和衰敗中潛藏的能量與生機。

據(jù)研究統(tǒng)計，東北作家群中與魯迅有過交往和接觸者達十余人之多。魯迅給了他們其中很多人以實際的關懷、支持，對他們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教益與影響（來源：百度圖片）

那么，被魯迅發(fā)現(xiàn)，又為富仁再發(fā)現(xiàn)的東北作家群的獨特性究竟何在？我們或可以將之歸納為雙重的邊緣性，即東北在中國文化和區(qū)域關系中的邊緣性和被迫失去家鄉(xiāng)而流亡關內(nèi)的邊緣性。首先是東北在中國歷史中的位置：在古代中國處于中華文明的邊陲地帶，在清代產(chǎn)生過統(tǒng)治民族卻逐漸失卻其自身文化特性，在晚清和民國時代則是淪陷于沙俄和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蕭紅、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白朗等作家的出身、背景、教養(yǎng)、個性各不相同，懷抱著因流亡而愛憎無所寄托的深廣的憂郁。他們的作品品格各異，但處處滲透著無法逃逸、與生俱來的愛憎，其中有源自上述雙重邊緣性的痛苦、幸福、忍耐、反抗、勝利、失敗，卻沒有置身事外的客觀神態(tài)，沒有從別處習得卻自以為高明的概念，沒有同情的旁觀和冷靜的分析，有的是從自身生活中奔涌而來的態(tài)度、情感、悲歡。

原本并無直接聯(lián)系的東北作家們，幾乎是完全自然地、別無選擇地成為左翼的一部分。與許多內(nèi)地左翼青年不同，他們成為左翼，主要不是學習左翼理論并以此作為觀察生活的尺度的結(jié)果；他們憑著生存的直覺，知道在三十年代的上海乃至整個中國，只有那些被排斥在國家政治和經(jīng)濟法權之外的、致力于批判和反抗的左翼才能容納他們，只有將“敢說、敢笑、敢哭、敢打”的人生樣態(tài)視為拯救民族命運力量的魯迅能夠理解他們身上潛藏的巨大能量，也只有這位昔日的啟蒙者、今日左翼的精神領袖能夠從他們的作品中看到流淌著的不是“水管里流出的水”而是“血管里流出的血”。

東北的文化邊緣地位和淪陷的命運最深刻地體現(xiàn)了民族的苦難，東北文化中的落后和粗野同時也最集中地體現(xiàn)著一個衰老文明中尚存的野蠻力量。相較于都市作家所表現(xiàn)的頹廢，相較于淪落的貴族階級對于家庭、兩性關系和倫理世界的表達，相較于自由主義者或者都市左翼對于世界主義、民族主義和階級關系的站隊和分析，東北作家的雙重邊緣地位使得他們能夠把握民族命運的總體性、在所有生活領域呈現(xiàn)求生的本能與基于這種本能的意志。這是他們走向左翼的根本動力。因此，他們是邊緣中的邊緣、左翼中的左翼，也是以其全部的生存狀態(tài)和情感方式為現(xiàn)代中國的左翼文學注入活力的獨特世界。如同黑格爾主奴辯證法中的奴隸，他們地位邊緣而卑賤，卻因此而更深、更廣地貼近這個世界；他們是這個世界的內(nèi)部存在，而不像需要借助奴隸才能與勞動、創(chuàng)造、自然等發(fā)生聯(lián)系的奴隸主；他們對于自己生存的世界的控訴和揭露，對于土地的愛戀，并不需要通過抽象的概念來加以表達。他們的文學世界就是生活世界本身。

1937年，蕭紅、蕭軍從日本歸來后，即前往魯迅墓拜謁。左起：許廣平、蕭紅、蕭軍，前為海嬰（來源：人民網(wǎng)）

富仁的敘述平易而直白，他著力挖掘的就是這種從生命里流淌出來的力量。這也是他與當代世界的各種潮流進行對抗的出發(fā)點。他的問題不僅是：復古嗎？保守嗎？激進嗎？世界主義嗎？民族主義嗎？而且是：哪一種力量更深地體現(xiàn)了當代危機的深度并提出了或本身就潛藏著突破這一危機的路徑和能量？因此，他的質(zhì)疑總是包含著另一層含義：這是真的嗎？這是從生活里、從生存的意志里來的嗎？這是真正從內(nèi)心深處能夠體現(xiàn)整個民族生活的總體需求的訴求嗎？這種提問方式與魯迅“難見真的人”的追究一脈相承。這里沒有必要重復他對端木蕻良富于洞見的分析，但需要指出一點：他沒有選擇蕭紅、蕭軍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而是選擇了更為邊緣的，也更多矛盾性的端木蕻良作為分析對象，部分是因為端木蕻良在不同階段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足夠歷史長度讓我們透視其間的變化，他的文人氣質(zhì)也顯示出更多值得分析的矛盾性。在富仁看來，端木蕻良在氣質(zhì)上與托爾斯泰有些相似：他們都出身于貴族之家，但對自己的階級持有決絕的批判態(tài)度，卻無法擺脫就是其中一員的命運；他們筆下的人物對于被壓迫者和女性帶著懺悔式的同情。端木蕻良的文學氣質(zhì)的另一端聯(lián)系著他晚年的創(chuàng)作對象曹雪芹及其《紅樓夢》，但富仁指出：“《紅樓夢》所展開的這個世界，是一個從根本上喪失了生命活力的世界，但端木蕻良筆下的科爾沁旗草原則是雄渾的、充滿生命活力的，作者在這個世界里感到的不是生命活力的缺乏，而是生命活力的浪費和邪惡的運用?！边@是極為敏銳的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