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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暉同志：

您的信和《論魯迅小說〈孤獨者〉》都收到，我因趕寫曹雪芹中卷，因出版社催促，使我?guī)缀鯚o法再顧及其他的工作了。我必須全力以赴。

您和（“和”可能是誤字，應為“在”——汪注）您的導師指導下研究《孤獨者》這個選題，讓我很感興趣，我想你會取得好成績的。不過，我已多年未讀《孤獨者》了，您提出的問題，還得進一步予以考察，如安德列夫的作品，當時《紅笑》和《七個被絞死的人》等都已翻成中文，魯迅是讀過的。又阿志巴綏夫在不久已被批判，所以讀它時就采取否定態(tài)度，因此印象極為模糊。又廚川的作品，我已數(shù)十年不看了，只憑印象還記得一些。我如不重新翻閱這些作品，就不好發(fā)言了?？墒菚r間精力都不允許。所以，只能胡說幾句。

不過，我可以向您提出一點建議。您可否予以考慮。（1）當時，魯迅也受過一些尼采思想的感染，那時，中國有位“青年黨”的成員，叫作華林的，寫過一篇《新英雄主義》，也是宣傳尼采哲學的。可在研究的時代背景或可用得著。魯迅先生是拿來主義者，后來在實踐中，揚棄了阿志巴綏夫、安德列夫、尼采……還有廚川白村等人的思想，這與蘇聯(lián)和日本對這些人進行的批判，以及魯迅先生的為人生的文藝觀在實踐中，發(fā)展成為更正確的更科學的文藝觀是分不開的。你分析魏連殳的哭和仿佛對世俗的順從，都有獨到處。對我有啟發(fā)。 “孤獨者”這個名字本身，是否就有批判性，這也是值得研究的。大勇者首先站起來，當然，不會是很多的，但“孤獨”本身就是一個可怕的敵人，如果他不能打敗這個敵人，即他就不是一個大勇者，連個小勇者也不是，只能向更孤獨的角落逃開去，直至毀滅為止。魯迅是最了解這種孤獨的有害性，他在主張“Fair play”應該緩行的同時，他是盡量尋求可以聯(lián)合的力量。能戰(zhàn)勝孤獨的最有力的武器，就在于能正視現(xiàn)實。您的文章，既有底稿，請把這稿子放我處，我當按您的意思，看有適當?shù)目?，試與聯(lián)系。在您繼續(xù)寫作的同時，您是否可以把該篇考慮分成幾個小題，寫成可分可合的小文，也可以考慮。不多寫了，請代我向您的導師們致意，恕我胡亂說了一通，耑此，即問

  撰祺！

  端木蕻良

一九八二，二，廿二日

汪暉同志：

你的來信和論“孤”一文都收到，我粗粗看了，覺得你的觀點很有長處，可證你運用的方法，是比較科學的。沒有脫離那個時代，也指出了魯迅先生可能受到的外來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當時資產(chǎn)階級的先天性不足，資產(chǎn)階級的對立面，當然是無產(chǎn)階級，這個隊伍也不能相應的擴大，因而自然力量也壯大不起來。當時，魯迅先生筆下的主人公，所以孤獨的最終原因，是看不到力量的源泉，也就是看不到下層。因此，自我否定，他認為以此可以報復的，實際上是落空了。魯迅先生對他的批判是深刻的，也就是對那個時代作出的批判是深刻的。

看了你的論文是高興的，我希望今后寫論文，也不要太長。如有新意可再補充，這樣寫出的論文，不板滯，人們愿意看。不知為什么我對伯林斯基、赫爾岑的就愛看，后來蘇聯(lián)的有些論文，就嫌板滯，但對高爾基等作家寫的論文，又特別愛好，大概也是由于活潑真摯的原故吧？

我這次去上海遇到黃進德老師，談得很愉快。我的“曹”稿大概在明年第一季度完成，主要是精力時間都不足。此信本來是在本月初即想出前部的，一直拖到今天，才算寫得發(fā)出，

一切請諒。并祝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成就！

 祝

新年快樂！

端木  一九八二，十二，二十八 北京

一九八三年，也就是結識富仁的那個秋天，我去虎坊路端木先生的寓所拜訪他和夫人。滿屋子都是書，連進門的過道里也都擺滿了。我們具體聊了些什么，已經(jīng)記不清楚，但印象最深的是他與夫人主動談起蕭紅，尤其說到在他與蕭紅共同生活的時期，也是他創(chuàng)作的一個高峰期。說罷是嘆息。我不敢深問，帶著懸念向他們告別。一九八五年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跟隨他在信中曾特意推薦的唐弢先生研究魯迅和現(xiàn)代中國文學。來北京后，我再度去虎坊路看望他，聽他談對現(xiàn)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看法。他鼓勵我獨立思考，對新潮流有些隔膜和保留，但為了完成《曹雪芹》的第三卷，他正全力以赴，已經(jīng)無力他顧。我也漸漸地卷入八十年代北京的新生活，音訊漸稀。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端木先生病逝于北京，享年八十四歲。我是從報紙上得到消息的，想過寫點紀念的文字，但就像富仁去世后曾經(jīng)動念一樣，最終只是在心里默默紀念。

一個時代又一個時代，一個時期又一個時期，如白駒過隙。昔日的辯論以不同的方式再度登場，形式與含義都發(fā)生了變化。在各式旗幟之下，追問是否存在著源自生活底層的求生意志和激情，是否存在能夠體現(xiàn)中國社會生活的整體狀態(tài)的思想和文學，也是追問我們自身、追問各種立場和主張的真實性的契機。這是富仁借著東北作家群、沿著魯迅的問題而發(fā)出的追問。他把端木蕻良置于這份問卷的中心位置，或許是因為端木及其作品所包含的矛盾性也構成了富仁自我追問的契機。

一切追問都必須從自我追問開始。

（《端木蕻良》，王富仁著，商務印書館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