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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1922年他寫作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調(diào)和問題》中，他說：“個性與社會性的調(diào)和問題，此兩問題者非得合理的調(diào)和，末由拔現(xiàn)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諸高明”，我們必須找到一個方法來提出這個調(diào)和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他就把柏格森的理論、把威廉·詹姆士的理論、把杜里舒，歐洲的、德國的這些思想家的理論，和中國的思想結合起來，也就回到了他早期關于儒學的那些基本判斷里面，他說：

“中國學問與其說是知識的學問，毋寧說是行為的學問。中國哲學以研究類為出發(fā)點，最主要的是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怎樣才算一個人，人與人相互有什么關系?！?

這樣的關系和現(xiàn)代科學不是反科學的過程，他說的很清楚。而且他認為現(xiàn)代科學也可能產(chǎn)生出跟道德律發(fā)生關聯(lián)的地方，他舉了幾個例子，他說比如克魯泡特金當年的互助論是從科學上歸納出來的互助論，威廉·詹姆士用科學的研究法提出了人格的唯心論，柏格森直覺的進化論在此論證了進化的原理。

以人為中心的世界

在這樣的意義上，為了調(diào)和和克服科學和自由意志的對立，梁啟超在他生命最后的階段開始回到他所說的儒學的立場，重建以人為中心的世界。他確信，此合理之調(diào)和必有途徑可循，我國先圣早已暗示。1927年他發(fā)表了很長的一篇文章，叫《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還有另外一篇文章叫《言禮學說與現(xiàn)代教育》，在這些文章里面，其實是他把王陽明的學說、顏元和李塨的學說，看起來都是主張知識是由實際的經(jīng)驗得來，所以他認為這樣的一種經(jīng)驗是和近代的，就是二十世紀的威廉·詹姆士、杜威等提倡的實驗主義是同一個口吻，他說：

“以極端唯心派的人,及其講到學識方面,不獨不高談主觀,而且有偏于純客觀的傾向,淺見者或驚疑其矛盾,疏不知他的心物合一論心理合一論,結果當然是要歸到此點?！?

整個來說，他晚期的思考是要把身、心、意、知、悟這幾個方面整個組織到他所說的創(chuàng)造進化的歷史里面去，來重新思考在科學技術愈發(fā)滲透到我們的世界和日常生活過程中的時候，人的倫理世界和道德世界、以人為中心的世界是如何能夠確立起來。所以，他不是一般意義的反對科學，而是反對科學萬能，依舊強調(diào)在這個世界里人的主觀性、能動性、主體性，在這個當中的意義。

所以，這個部分所說的調(diào)和，當然看起來是折中的想法，但另一方面這個中庸的思想、協(xié)調(diào)的思想也和他早期獨立的思想連在一起；你如果沒有一個獨立的思想，是不可能在不同的思想資源之中尋找到那個協(xié)調(diào)的可能性的，所以我最后引了這幾句話，他說：

“要之，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不要做中國舊思想的奴隸；不要做外國新思想的奴隸”?！按撕侠碇{(diào)和必有途徑可尋，我國先圣，實早予吾儕以暗示”。

這里面包含著他的期待，也可能包含著他的幻想，但我們從他的一生行動中可以看到，他始終注目于一個人和自己的現(xiàn)實世界，人、人類和未來的持久關系，所以他在反復討論這樣一些問題，他強調(diào)傳統(tǒng)跟科學、儒學和科學不能視為對立的：“蓋在心物合一的的前提之下，不獨物要靠心乃能存在，心也要靠物乃能存在”，他希望在這之間找到一個新的文明和創(chuàng)造。這個工作梁啟超當然沒有完成，有待今天的人們繼續(xù)去思考和探索。

所以我引用了他晚期很喜歡的哲學家，就是實用主義、實驗主義哲學家詹姆士。近代的實用主義和實驗主義影響最大的是杜威，他到中國來過很多年，胡適之受他的影響很大，也是最大的推崇者，胡適基本上重視的是他的科學方法，而梁啟超重視了他某種宗教和主觀性的這個部分。威廉·詹姆士說過這么一句話，他說：

“哲學史在極大程度上是人類幾種氣質沖突的歷史，他(指哲學家)的氣質給他造成的偏見，比他那任何比較嚴格的客觀前提所造成的要強烈得多。正像這個事實或那個原則那樣，氣質也會這樣那樣地給他提供證據(jù)，造成比較重感情的或者比較冷酷的宇宙觀，并在文學、禮儀、政治等方面留下影響”。

我之所以引用這段話，除了后期梁啟超非常重視威廉·詹姆士以外，我也想說的是，梁啟超似乎一直在尋求比較重感情和比較冷酷的宇宙觀之間的調(diào)和，通過他一生的創(chuàng)造和努力來做這樣的一件工作。

我演講的最后提出一個問題，梁啟超是我們同時代人嗎？如果他是我們同時代人，意味著我們思考今天的時代，依然可以通過他的思維，他對自己時代的認知，去理解我們時代，他依舊是一個活的思想。還有一種，當然他是四大導師，可以說是被珍藏的思想，供我們膜拜的。就我個人來說，梁啟超依舊是我們的同時代人。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