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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發(fā)展策略的嚴重斷裂

我認為這些板子不應該打在某些學校或者某個課外補習機構或者某個老師身上。中國過去20年，存在著所謂的基礎教育的發(fā)展策略和高等教育發(fā)展策略嚴重斷裂的現象。這個斷裂導致了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斷裂在于，高等教育不斷地拔尖，導致了我剛才說的北大、清華等等一批學校擁有如此多的頂尖資源，錢后面代表的是質量。孩子上四年本科，學校的投入和聘用著名教授的數量是有直接關系的。老百姓也是明白這個道理的，高等教育在不斷地拔尖，但基礎教育卻在不斷地均衡。

今天討論的很多問題是跟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斷裂相關的。我剛才提到的拉丁美洲化主要是跟義務教育免費制度相關，因為免費制度意味著公共教育提供的標準化和規(guī)范化，可能很難滿足中高收入階層家庭的需求。但我發(fā)現沒有那么簡單，現在不許辦重點校，也不許分班了，那么公立的學校如何滿足不同層次家庭的需求，不同孩子學習興趣的需求，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優(yōu)質高中掐尖問題。我們的導言詞中提到，知名高中促進了均衡，我不是太明白。教育財政領域的人最近在談公辦學校幾個很熱點的問題，中學掐尖、集團化辦學，民辦學校的招生自主權等等。我覺得不應該把掐尖的板子打在民辦學校身上。

大約2007年、2008年財政所接受了一個評估，寧夏當時有一個“一號工程”。寧夏當時自治區(qū)的黨委書記要在銀川新建兩所高中，實施的就是掐尖制度，把八個貧困縣前20%的學生都放在這兩所高中，他們希望我們評估這兩所高中如何成功地向北大、清華輸出了人才，但是我們說你不能這么做，因為影響的是整個寧夏的教育系統(tǒng)。

比如某一個縣前20%的學生都被掐走了，影響的是老師的士氣和余下的同學，所以要進行全區(qū)的評估。他們還是很支持我們這個理念的，讓我們收集了寧夏近十年所有初高中的數據。我本來很想去證明它造成了負面影響，后來發(fā)現在實施這項政策以后，寧夏農牧民的孩子、貧困縣的孩子一本率反而提高了，似乎負面的影響沒有我們想得那么大。

背后的作用機制是非常復雜的，因此要用更多的數據來講話，而不是輕易地用自己的情緒來主導自己的判斷。今天衡水中學的校長也來了，衡水中學是非常有爭議的，但是我們應該要做更多嚴謹的研究。我不覺得我作為一位教育領域的研究者現在有這個底氣，有這個自信來做任何判斷，因為我覺得我們是嚴重缺乏研究的。

第三，教育中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我們的導言中出現了資源和市場的字眼，這還算是教育財政研究的領域。當別人談愛的時候我們談金錢，當別人談理念的時候我們要談制度和技術。教育當中的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確實是我們一直非常關心的。為什么我剛才只是泛泛地講了基礎教育，因為我覺得我們談高中教育不是很自信。

我個人的觀察，搞教育財政的人不大去研究普通高中，各地的決策者也不太愿意讓你去好好地了解普通高中。但高中教育很有意思，承上啟下。普通高中既在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間，又在政府和市場之間。以往有“名校辦民?！?，教育集團化，現在又有房地產商、資本市場的介入，我希望進一步去研究。

有了孩子以后，我發(fā)現自己更不懂教育。我這里想說的是教育科學的問題，我們研究了半天中國教育新業(yè)態(tài)和中國教育科技企業(yè)等，發(fā)現中國教育科學的基礎太薄弱了。比如大家一直在談在各個年齡段的孩子應該接受什么樣的教育，我覺得后面是有人類發(fā)展的全生命的周期性規(guī)律的。我最近看到一篇寫衡水中學的文章，終于有人寫到了衡水中學的教研。我們最近在研究上海教育為什么搞得好，上海的教研系統(tǒng)人均經費達到了100萬以上。上周我參加了南方科大的本科教學評估，我一直在想本科教育的專業(yè)化和科學性在哪里，我覺得我們還缺乏足夠的重視。

應試教育和批判性思維對立嗎？

剛才林小英老師在談的時候，我想起我曾經在朋友圈發(fā)的一篇評論衡水中學的文章。我說，在某些人眼里我們每個人其實都是一個曾經的衡水中學的學生，我們都經歷了中國的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可以說是中國基礎教育的產物，怎么可能對衡水中學做如此簡單化的斷言。為什么我說我們曾經都是別人眼中的衡水中學畢業(yè)生，因為我非常有感受。

我的高中是在河北讀的，90年代我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教育學院讀博士，我是他們從中國大陸直接錄取的第一位學生，在他們眼里我就像大熊貓一樣，他們會過來看看你：據說你們中國學生整天都是考試，沒有批判性思維，來看看你有沒有，當時我每天都覺得被全院的人審視。

其實，衡水中學不就是外國人看到的中國基礎教育突出特征的承載物嗎？以應試教育為根本的目的，每天進行紀律化的訓練，學生還要跑操。我覺得我當年在美國人的眼里就是這樣的，每天都要扒拉扒拉我。如果我說了點什么，他們都覺得好像我還有點獨立思維能力，好像還有點批判性思維能力。

有一個嚴肅的問題，到底人的批判性思維、獨立自主、創(chuàng)新性是怎么培養(yǎng)出來的？我不認為我們很清楚，回顧我的高中，它是保證不了學生八個半小時睡眠的，整天就是拼考試，高中一進門就在張榜。我當年在北大是學理科的，但是后來堅定地學了教育，關鍵就是我高中的經歷，我想搞清楚為什么教育必須如此痛苦？為什么分數是帶血帶淚的？所以我一直堅定搞教育財政，搞到現在也沒有搞清楚。

我們社會對衡中，對知名高中的批評，大多數來自于先入為主的意見，認為某些培養(yǎng)孩子的方式就一定不會有素質，一定不會產生獨立自主的思維，一定不會有創(chuàng)新。我不覺得我們已經把這個事情搞清楚了。我和小英都是中國基礎教育的產物，她不缺乏獨立思維，我也不缺乏批判性思維。我當時還開美國教授的玩笑，我的兩位美國導師，他們跟著我第一次到中國，站在北京的大街上呆了，他們以為街上跑的都是蘇聯(lián)造的汽車，沒想到都是美國造的汽車。我說你們是UC伯克利的教授，你們發(fā)出這種斷言難道不應該反思嗎？

剛才衡中郗校長有幾個金句非常精彩，但是作為學者，我覺得我們落后于現實。我的同事寫過一篇超級中學的文章，我同意郗校長說的，如果鞭子要打在應試教育上，應該打在“試”上，而不是打在“應”上。是宏觀的結構性因素導致了具體的縣級政府、校長和老師產生如此的行為模式，我們如果一味微觀地看他們的行為模式，而想去批判時，就容易忽視了導致他們行為的背后宏觀的結構性原因。我覺得這是不一樣的教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