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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吳璧君】

回歸20年以來，澳門居民對國家和特區(qū)政府的信任一直保持高水平，國家認同較高，被認為是“一國兩制”實施的成功典范。

那么，我們應當如何理解這種普遍的高認同？這背后究竟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這似乎是一個有意思的討論。

澳門居民的政治和身份認同感趨勢變化

自回歸以來，澳門居民的政治態(tài)度（包括政治信任和國族認同程度）呈現出兩個較為明顯的特征：

1. 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程度較高

根據香港大學2018年《澳門地區(qū)定期民意調查》數據顯示，在1999—2018年的20年間，澳門居民對“一國兩制”的信任程度雖然幾經波動，但均保持在較高水平。對“一國兩制”表示“有信心”的居民比例（一直維持在70%以上）始終超過表示“無信心”的居民比例。

但不可否認的是，澳門居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程度在20年間仍舊產生了一定波動：2008年，奧運會在北京的開幕使得澳門居民的信心程度上漲到最高均值83.7%；而2014年香港“占中”運動爆發(fā)，澳門居民受到影響，在當年12月平均信心程度下降到20年來的最低值46.5%。

澳門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程度

資料來源：澳門周年調查Macau annual survey、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2. 對“澳門人”、“中國人”的認同感均保持較高水平，且二者并不相互矛盾

自回歸后到2018年，澳門居民均較為認同自己同時作為“澳門人”和“中國人”的身份，兩者區(qū)分不大，且未有明顯波動。

根據民調數據，澳門居民對自己“澳門人”和“中國人”身份認同的評分分別在7—9分（滿分10分）之間波動。同時，自2015年起，民眾對“澳門人”認同的評分逐漸增高，這說明居民對澳門的歸屬感越來越強；然而，對“澳門人”身份的認同并未減弱居民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甚至在某些階段澳門居民對其“中國人”的認同還略高于對“澳門人”的認同。

在澳門，本土意識和國家意識并不處在對立狀態(tài)。有趣的是，在成功平衡本土意識與國家意識方面，澳門其實并不是特例。

在早期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歐盟部分國家也出現過相似情況，較多的德國人、法國人會同時認同“歐盟居民”和“本國居民”的身份。一方面，這一“歐洲意識”的產生與歐洲獨特的歷史（特別是歐洲國際關系史）息息相關；另一方面，這也是近年歐盟各國深化身份認同教育的結果。

澳門市民的身份認同感

資料來源：澳門周年調查Macau annual survey，香港大學民意網站

如何理解澳門居民的政治認同？

無論是從20年的縱向時間維度上，還是與香港特區(qū)的橫向比較維度上，澳門居民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和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都維持在較高的水平。

目前，對這一問題有兩種較為流行的解釋：

其一，從經濟上來說，澳門較高的人均GDP與社會福利使得經濟社會矛盾較少，故民眾對政府和整個政治體系較為滿意；

其二，澳門作為內地居民的新移民區(qū)，本地人占總人口的比重少，因而居民對中央政府和政治制度具有較高的認同感。

這兩種說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實際上并不具有太高的解釋力，且過于粗略。

一方面，相對于香港來說，澳門的產業(yè)結構更為單一（博彩業(yè)占90%以上），且也具有較大的貧富差距，而這正是容易引發(fā)深層次經濟社會矛盾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正如部分學者所言，“移民對本源國家民族保持強認同并不是必然的”（黎熙元，2008），何況還需要將澳門出生的本地居民、土生葡人等非新移民考慮在內。

因此，從這兩種解釋出發(fā)，需要對澳門居民政治信任的可能來源作更深入的探究。

相似地，學術界對政治信任的來源也有兩種主要的研究路徑：基于理性選擇理論的制度主義路徑和基于社會資本理論的文化主義路徑（這兩種路徑只是為觀察政府的可信度來源提供了兩個不同的角度，本身并不相互排斥）。

制度主義強調治理績效（包括經濟狀況、程序合法性、政治透明度、公平性、政府回應性、腐敗感知等）對政治信任的影響；文化主義則強調政治文化、人口結構、社會信任、意識形態(tài)等因素對政治信任的影響。參照這兩種研究路徑的立足點，可以對澳門政治信任的可能來源作一個稍微更深入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