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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查雯】

就任美國總統(tǒng)以來，特朗普在對外戰(zhàn)略上聚焦且部分完成了三個任務：

第一，擺脫美國對烏克蘭承擔的責任和義務，緩和美俄關系，最終要確保美國從烏克蘭危機中抽身、以及美國在烏克蘭戰(zhàn)后重建中的經濟利益，代表性成果就是《美烏重建投資基金協(xié)議》的簽署。

第二，重塑美國的關稅政策，這是美國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激進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其對美國經濟的影響還有待觀察，但毫無疑問“對等關稅”已經成為特朗普處理美國對外關系時最重要的籌碼。

第三，美國的中東政策得到重塑。特朗普中東之行、美伊高層談判重啟、與胡塞武裝簽署停火協(xié)議、解除對敘利亞軍事制裁等舉動都說明，特朗普政府的中東政策是經濟利益優(yōu)先，要減少軍事干預，戰(zhàn)略收縮是基調。

雖然至今亞太地區(qū)并未成為特朗普的關注重點，但很可能只是暴風雨前的平靜。未來3年，中美在亞太地區(qū)，特別是圍繞東南亞國家展開的戰(zhàn)略競爭，會達到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同時也會對地區(qū)國家的對外戰(zhàn)略和區(qū)域秩序的走向產生深遠影響。在此背景下，有兩點需要明確：

首先，不能用“孤立主義”概括特朗普的對外戰(zhàn)略。

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從烏克蘭和中東的收縮，最主要的目的是將美國的戰(zhàn)略資源集中在亞太地區(qū)。與拜登時期鼓勵北約成員國參與印太事務不同的是，特朗普政府更強調美歐分工，相關高層官員在不同場合強調過，希望歐洲國家承擔更多本地區(qū)的安全責任，以使美國能集中精力應對中國在亞洲的挑戰(zhàn)。

未來，特朗普政府將繼續(xù)推動盟友提高國防開支，北約成員國防開支要提高到GDP的5%，日本國防開支要提高到3%；其宗旨依然是，利用盟友的資源辦自己的事，通過盟友之間的地區(qū)分工，鞏固美國作為唯一全球性霸權的特殊地位。

5月23日，日本經濟再生擔當相赤澤亮正（右）與美國貿易代表代表格里爾（左）在第三輪日美關稅談判之際合影。日本共同社

其次，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已為其對東南亞國家進行“極限施壓”埋下了伏筆。

“90天關稅暫?！痹斐沙掷m(xù)的不確定性，東南亞國家從第一輪中美貿易戰(zhàn)以及跨國企業(yè)“中國+1”策略中獲益，但如今懸而未決的關稅導致外國直接投資驟減，越南4月吸引外資環(huán)比下降30%，同比下降8%。

如果特朗普仍堅持通過關稅實現(xiàn)制造業(yè)回流美國的最終目標，那么東南亞國家最終不會比中國獲得更好的關稅待遇，且將遭到出口和外國投資下降的雙重打擊。但如果特朗普退而求其次，以縮減貿易逆差為主要目標，東南亞國家不僅將被迫擴大對美進口，還會更加嚴格地執(zhí)行原產地原則。

拜登執(zhí)政后期，全面禁止中國產智能汽車的軟硬件進入美國市場，特朗普未來只會收緊對中國技術的限制，這將擾亂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供應鏈和貿易聯(lián)系。東南亞國家不僅會在安全問題上面臨“選邊站”壓力，其在投資、貿易和技術領域的“選邊站”壓力也將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仁慈霸權”的終結

長期以來，東南亞國家都將美國視為“仁慈的霸權”，認為美國既沒有領土擴張的野心，又具備足夠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維持地區(qū)秩序，還為東南亞國家提供經濟援助和市場準入。有學者甚至指出，作為“自由主義霸權”，美國可以創(chuàng)造開放性的秩序，通過與地區(qū)國家的協(xié)商，重構霸權秩序的基本條款，從而確保霸權秩序的穩(wěn)固。

然而，特朗普自第二任期以來的一系列政策舉措，已經對“仁慈霸權”的基本假設構成了直接挑戰(zhàn)。收購格陵蘭島的計劃，暴露了特朗普領土擴張的野心。暫停對外援助項目90天，也給東南亞國家造成重大影響，越南多個排雷項目被迫中止，而戰(zhàn)后爆炸物的清理曾是美越合作的優(yōu)先事項之一。3月8日緬甸發(fā)生7.7級地震后，由于美國國際開發(fā)署的大規(guī)模裁員，最終特朗普政府未能及時提供援助。早在當選前，特朗普就曾宣布自己入主白宮的第一天就要廢除拜登政府的“印太經濟框架”。

特朗普已經充分向東南亞國家證明，美國不再是“協(xié)商型霸權”，單邊脅迫取代制度協(xié)商，將成為美國重塑地區(qū)秩序的主要手段。正如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所言：“美國已經不再愿意為全球秩序背書，這使得國際環(huán)境變得更加混亂和不可預測”。

“特朗普效應”將持續(xù)分化東南亞國家

接下來的問題是，東南亞國家將在對外戰(zhàn)略上做出何種選擇？

近年來，“對沖”一直是國際關系研究中的一個熱門概念，而且被廣泛應用于東南亞國家的對外戰(zhàn)略研究中。東南亞國家在中美之間兩面下注，東亞也形成了我們通常所說的“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的二元格局。

但學界的一個共識是，只有不存在大國全面競爭的情況下，對沖戰(zhàn)略才成為可能。相反，在強對抗體系下，東南亞國家的戰(zhàn)略空間會遭到擠壓，對沖戰(zhàn)略會變得難以為繼。在現(xiàn)實層面，東南亞國家的對沖戰(zhàn)略已出現(xiàn)差異化演變的趨勢，在特朗普第二任期，這種趨勢會更加明顯。主要原因有兩個：

從體系層面講，不同東南亞國家面臨的“特朗普沖擊”有明顯差異。 “對等關稅”就是一個直觀體現(xiàn)，大體可以分三檔：第一檔，柬埔寨（49%）、越南（46%）、老撾（48%）、緬甸（44%）；第二檔，泰國（36%）、印尼（32%）、馬來西亞（24%）、文萊（24%）；第三檔，菲律賓（17%）、新加坡（10%）。一旦施行，菲律賓和新加坡反而會成為普遍關稅的受益者，這也將造成東盟內部的分化，直接影響東盟的集體行動能力。

從國內政治的層面講，對沖國家在抵御體系壓力方面的能力有所不同。從以往經驗來看，決策者執(zhí)政地位穩(wěn)固的國家，可以更好地避免對外戰(zhàn)略的政治化傾向，從而延續(xù)對沖戰(zhàn)略。比如，新加坡就保持了高強度的對沖，與中國和美國都開展了高水平的經濟和安全合作。而另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對沖戰(zhàn)略，在國內政治的沖擊下，已經向制衡或依附演變。

不僅是對沖戰(zhàn)略本身的演變，“特朗普沖擊”還會在東南亞國家的國內政治中產生不同的“回響”。在今年的新加坡大選中，人民行動黨在第四代領導人的領導下獲得65.57%的選票，得票率甚至超過2020年大選的61.24%。在復雜的地緣政治環(huán)境下，人民行動黨順利完成新老交接，形成了 “外部環(huán)境越亂、人民行動黨越穩(wěn)”的現(xiàn)象。

與此同時，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選舉也受到“特朗普效應”的影響，但影響機制和新加坡所有不同——反特朗普情緒助力加拿大自由黨和澳大利亞工黨逆風翻盤。類似效應是否也會在東南亞國家出現(xiàn)？值得我們持續(xù)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