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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僅一個世紀之前，公開譴責反智主義的還主要是站在無產(chǎn)階級一邊的革命者，今天基本上是知識分子自己反對強加在昂貴的大學學位獲得者身上的文化恥辱，這些大學擁有對沖基金經(jīng)歷管理的巨額捐款。紐約城市大學著名教授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據(jù)說每年組織一次研究生討論會，獲得不菲的酬金）在《工人日報》——對不起，應該是《紐約時報》——的評論中放大啟示錄大災難，他在2016年總統(tǒng)大選后警告美國人生活中的黑暗力量，包括“反智主義”和“對精英的仇視”。

來自紐約城市大學的系主任小阿爾德馬羅·羅梅羅（Aldemaro Romero Jr.）表現(xiàn)出類似的裝腔作勢口吻，“現(xiàn)在到了我們這些在美國高校的人認識到投射在大學身上的長長陰影的時候了?！焙茈y從象牙塔上俯瞰驚慌失措的民眾，他們將我們的學術(shù)成果當作荒唐的言論棄之如敝屐，拒絕相信同行評審期刊上發(fā)表的論文，將其貶低為醉鬼在酒吧餐巾上的亂涂亂畫。說到“教授”時像是惡狠狠的罵人話，好像是對惡劣誹謗做出的憤怒反應。啊，我們在荒野中哭喊，人?。?

隨著時間的推移，已經(jīng)不可能想象這樣的場景了：在我們做思想研究的每個關(guān)鍵點，沒有反智主義來挑戰(zhàn)我們的權(quán)威。更不用說，“知識分子”的定義就像北冰洋上的浮冰快速發(fā)生轉(zhuǎn)變，隨著人類的活動而擴張或者退縮。人類陷入危險之中，因為他們越來越多地向不知情的政客那里去尋找智慧，而智慧曾經(jīng)是由專業(yè)知識階層嚴格把守著的。

有時候知識分子是渴望進入觀念世界的人，無需像在污穢和淤泥中辛苦工作的人那樣考慮日常生活的麻煩。有時候我們是精英知識的捍衛(wèi)者，回避電視真人秀的誘惑。知識分子在有些場合致力于宏大觀點；在另一些場合，他們只不過是那些認為政治置于知識之上會帶來愚蠢的結(jié)果，而“科學認可”能有效防范這種情況的人。

但是，無可爭議的一點和思想文化不可復歸的真理是，在背負眾多問題（全球氣候變化、恐怖分子和新法西斯主義）的氣候變暖的世界里持續(xù)生活，反智主義代表了嚴重的威脅——或許是最嚴重的威脅——若不培養(yǎng)出能孕育宏大觀點的傾向，根本不可能解決這些問題。

人文學科對此有最深刻的感受。不僅是更喜歡實用知識及其應用的科學、技術(shù)、工程、數(shù)學（STEM）等領(lǐng)域的“威脅”讓我們大聲疾呼，反對那些將知識分子當作千年人文教育遺留的老古董而圍攻的市儈家伙；而是觀念自身就擁有價值，根本不要考慮它們能否得到評估或者變成利潤，或者從新自由主義學界獲得豐厚的課題資助，正是這個原則迫使我們在評價自己處境時轉(zhuǎn)向“危機”語言。

管理者敲打我們的牢籠，要求我們?nèi)プ非蟆白吭健?，像二手車推銷員那樣用老鷹的爪子抓住大客戶，甚至在政客和專家質(zhì)疑納稅人的金錢是否應該給予更加關(guān)心拆除性別藩籬的院系，還是更多幫助竭力開發(fā)下一個爆款應用程序（killer app）的學生時，也要如此。

一般來說，學界承認討厭者、書呆子、極客（geeks）對文明進展的顯著重要性。有人刻苦研究知識分子的定義，以及社會能夠和應該將什么價值觀放在這個純凈組合上的問題。其他人想的是傻瓜似的追求，將那些把激情基本都放在自己頭腦中的人放在道德權(quán)威的位置上。無論哪種情況，我們都不知不覺處于特殊時刻，我們中的聰明人遭受無情攻擊而備受折磨。知識分子堅持開辟新的和獨特的空間，反對實用的、及時的和稍縱即逝的東西的沖擊，從而定義了這樣的時刻。

反智主義的語言對相信為知識而學知識的人擁有奇怪的威力。反智主義切入了我們當今文化戰(zhàn)爭的核心，干擾了那些似乎竭力要把國家拖出失能困境的人的工作。就像共和黨故意妨礙議案通過的伎倆一樣，反智主義不考慮觀點本身的優(yōu)點，頑固地提前宣稱無論其個別價值如何，知識分子都是根本不值得傾聽的壞蛋。

當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仍然是罕見的先知，他半個世紀前的預言在學界繼續(xù)擁有強大的說服力，他們傾向于帶著紐約時尚周的活力，欣然轉(zhuǎn)向下一個宏大觀點?！胺粗侵髁x”這個詞自1885年以來出現(xiàn)在《紐約時報》上超過650次，75%出現(xiàn)在1964年之后，也就是霍夫施塔特的《美國人生活中的反智主義》贏得當年非虛構(gòu)作品普利策獎的那一年。在將近100年的時間里，個人在美國很少被描述為反智主義者，但是在隨后的50年里，反智主義已經(jīng)成為不可缺少的解釋性棱鏡，人們通過它來認識當今這個世界。

在考慮知識分子在這個混合世界中的地位時，我們或許發(fā)現(xiàn)返回到約翰·斯帕格世紀之久的舊著的價值。斯帕格捍衛(wèi)的知識分子是那些迫切尋求與工人階級聯(lián)合的人，他們與沒有受到教育的人融為一體，只不過扮演表達其目標的特別角色。知識分子傾聽崛起的無產(chǎn)階級的聲音，他們與迫切渴望反抗官僚、富豪和老板的男女工人結(jié)盟的程度越深，其重要性也就越成正比地增加。雖然反智主義造成傷害，但主要影響那些在街頭（與底層站在一起）呼吁激進社會變革的人，而不是象牙塔內(nèi)的人受傷的感情，后者希望自己的著作得到廣泛傳播卻遭到無情貶低和輕視。

如果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我們應該保持開放的態(tài)度，勇于接受挫折和不斷的批評，因為我們是在挑戰(zhàn)那些舒服地坐在權(quán)力寶座上的家伙。以知識分子自居的人有特別的責任讓我們的言論通俗易懂，即使它讓我們暴露在不斷擴大的不敬之下。如果我們偶爾發(fā)現(xiàn)自己被評價為不斷在社會肌理上撕咬的頑固小蕁麻，那就順其自然吧。

但是，即便我們感覺到自己的工作對公共利益有內(nèi)在好處，卻不被承認，我們也不能放棄社會責任。我們將繼續(xù)做好自己相信非常重要的工作，確保我們不會最終變成憤憤不平的沒有講席職銜的教授和沒有出版社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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