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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個爭端在莫迪政府時期變得不一樣了。

據聯(lián)合國預測，印度人口將于2020年超越中國，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印度每年新增適齡勞動人口1200~1300萬人。但是其制造業(yè)非常弱小，只吸納了就業(yè)人口的12%左右，有47%的勞動力依舊從事傳統(tǒng)的農業(yè)生產，而印度的農業(yè)產值只占該國GDP的23%，超過30％的人每天消費不足1.25美元。

可以說，印度不僅面臨勞動力過剩的問題，還要面臨勞動力收入低下的窘境。如果印度社會不能夠提供充足的就業(yè)崗位，那么如此龐大的青年人口不僅不會成為所謂的人口紅利，反而會成為極具破壞性的“人口炸彈”。

2014年4月，莫迪領導的人民黨上臺，其最主要的政治口號就是，加快經濟增長，增加就業(yè)崗位。而解決勞動力就業(yè)的最好方法，就是發(fā)展制造業(yè)。[6]2014年9月時，莫迪政府就宣布了“印度制造”計劃，意圖發(fā)展25個主要行業(yè)，計劃將制造業(yè)占GDP的比例，從2014年的15%提高到2025年的25%，此舉大約能增加一億個工作崗位。

但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印度發(fā)展制造業(yè)的主要瓶頸在于他的土地征收制度和勞工法體系，這方面的改革往往被視為政治禁區(qū)。2014 年12 月，莫迪政府雄心勃勃的擬定了《土地征收法修正條例》草案，意圖突破現行《2013土地征收法》中“征收土地用于私營項目的，必須獲得80% 的土地所有者同意；用于公私合營項目的，必須獲得70% 的土地所有者同意”的限制，但是遭到了在野黨和農民群體的激烈反對，因此未能通過。

隨后不久，莫迪政府又試圖改革印度的勞工法體系。印度對勞工的極端保障已經到了僵化的程度，民眾對勞動法改革十分的敏感，執(zhí)政黨稍微不慎都會招致極大的政治風險。在此輪的改革中，印度除了修正了爭議不大的《學徒法》外，主要是修訂《勞動法法案》和《工廠法》中的勞工數量和工作強度上限，并沒有在實質層面上做出改革。

在改革受阻后，印度的制造業(yè)發(fā)展依舊呈現出一種萎縮趨勢。在2014年莫迪上臺時，印度制造業(yè)占GDP的比例為15.1%，但是到了2018年時降到了14.82%。受此影響，印度在2017-2018財年間，失業(yè)率飆升到6.1%。[7]而到了今年3月份，也就是印度受疫情影響前，其失業(yè)率已經高達8.7%。[8]國大黨等在野黨也因此不斷指責莫迪政府，在過去幾年間社會缺乏就業(yè)?？梢哉f，莫迪政府無法在國內進行深層次的改革，以及無力面對國內日益增長的不滿時，其就有動機謀求從國外方向緩解這個問題。

2000-2018年間，印度制造業(yè)GDP產值及比重[9]

2014年10月，也就是莫迪提出“印度制造”計劃一個月后，國民志愿團（RSS）領導人莫漢?巴格瓦（MohanBhagwat）就在一次電視演講中表示：“在我們談論自給自足和對中國立場的時候，新政府似乎對此表示支持。但是，如果我們不停止從中國購買東西，（印度）政府將從何處汲取力量呢？”[10]

RSS和印度人民黨（BJP）有著極為密切的聯(lián)系，歷來主張經濟民族主義，排斥國外產品，保護印度本土產業(yè)。而作為印度最大貿易逆差國的中國，則是首當其沖?？梢哉f，印度政府正在變相的給抵制中國產品的行為背書。也正是因為加入了這種政治目的，民間抵制中國制造的運動，被無形之間組織了起來。

在之后的幾年里，每當中印之間爆發(fā)爭端時，印度民間那種反華情緒，都會被印度官方有意無意的利用。如在2017年洞朗對峙期間，RSS與其下屬的本土覺醒組織（SJM）高度配合，在印度大肆制造反華輿論，呼吁印度普通民眾不使用任何中國產品。而根本動機其組織者也講的很明白，中國公司的存在正在導致數百萬家（印度）中小型企業(yè)關閉運營，從而導致該國年輕人口大量失業(yè)[11]。

2019年，號稱代表7000萬貿易商的全印貿易商協(xié)會（CAIT）稱，中國商品在質量和成本上具有優(yōu)勢，越來越多的傷害到印度中小企業(yè)。這不僅減少了稅收，還給印度較小的貿易商帶來了不公平的競爭環(huán)境，最終威脅著數百萬個工作崗位。該組織敦促莫迪政府對中國產品征收從300％至500％不等的超級關稅。[12]而制裁的理由則是，中國在2019年初的印巴沖突中包庇巴基斯坦。在今年抵制中國產品的新一輪浪潮中，該組織更是列出了3000種中國商品，號召印度廠商對此逐一進行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