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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歷史經驗看，盡管二者存在差異，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本質上是資本主義下資產階級統(tǒng)治的兩種形式。關于資本主義政治國家形態(tài)曾有兩個武斷的錯誤結論——即列寧所言“民主是資本主義最優(yōu)秀的孩子”，還有法蘭克福學派斷言“法西斯主義是晚期資本主義的理想政治形態(tài)”。歷史證明，資本主義制度既能與威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形態(tài)共存，也能與自由主義體制相容。

縱觀資本主義發(fā)展史上的重大危機：19世紀末長期經濟蕭條、1929-1939年世界經濟大危機、20世紀70年代福特主義危機，直至當前新自由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危機，每一次危機都在重塑國內生產關系、重構國家治理形式，并改寫全球秩序格局。自由主義體系關心諸如以下問題：是否存在自由貿易？是否存在保護主義？等等。

而在面對右翼威權主義或新法西斯主義運動時，我認為關鍵是要通過功能（而非形式）來審視它們——判斷它們是否服務于資本主導派系的需求，還是與之利益相悖。此外還需追問：專制主義或法西斯主義是否如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所分析的，是階級力量平衡的產物？又或如尼科斯·普蘭查斯所言，恰恰相反，由于社會主義力量過于弱小，無法指明一條平等國際主義的路徑以突破危機，因而這是資本主義面對危機難以為繼的產物？

我認為，普蘭查斯的視角更貼近當下現(xiàn)實。當代資本主義西方的矛盾已激化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極右翼借機崛起，并拋出‘資源已不足以滿足所有人’的口號。我們被迫拋棄人權——無論是希臘債務危機中對希臘人民的剝奪，2015年難民危機中對敘利亞難民的排斥，還是對底層民眾的漠視。我認為，這正是極右翼運動興起的根源：它們始終在為剝奪其他社會群體的權利正名，將特定群體排除在民主參與權和經濟參與權之外。

透過這一分析框架，我們可以清晰觀察到所謂“不守規(guī)矩的極右翼民粹主義民族主義者”在執(zhí)政后的行為邏輯。從英國脫歐到特朗普當選，從2017年奧地利極右翼政黨首次參與組閣，這些案例印證了我們的判斷：這些政治力量長期被視為西方資本主義主導階級（即跨國公司集團）的“功能失調”的產物，似乎只是新自由主義金融資本主義危機爆發(fā)時的癥狀性反應。

他們高調反對移民，卻對催生移民潮的戰(zhàn)爭保持沉默；他們譴責移民問題，卻縱容摧毀非洲小規(guī)模自給農民生存的自由貿易政策；他們聲討犯罪現(xiàn)象，卻回避加劇社會不公的貧富鴻溝——以拉丁美洲為例，這種鴻溝會進而催生犯罪；他們痛斥城鄉(xiāng)差距，卻維護著造成這種分裂的市場機制——就像倫敦、巴黎、德國南部這些運轉良好的城市區(qū)域，與陷入衰敗的農村形成鮮明對比，后者交通癱瘓、醫(yī)療匱乏、房產貶值，民生凋敝。

所有這些現(xiàn)象表明，極右翼勢力最初看似與跨國資本體系格格不入。以寶馬、拜耳或戴姆勒等跨國公司為例，歐盟及歐元體系是其進入全球市場的重要跳板；而全球北約軍事聯(lián)盟則是維護全球資本利益的工具——尤其是通過海上控制。因此，極右翼若想?yún)⑴c政權，就必須默認跨國資本的核心利益。

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前西方資本主義已顯露衰頹跡象，其鼓吹的“經濟民族主義”——包括懲罰性關稅、貿易戰(zhàn)和保護主義——反而成為維持資本主義體系的實用策略。這種轉變揭示出：當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遭遇困境時，極右翼勢力通過煽動排外情緒和政策轉向，客觀上為跨國資本調整全球布局提供了政治掩護。

法國極右翼政黨領袖勒龐（左）被控濫用資金獲刑四年，禁選公職5年，特朗普及歐洲極右翼政黨領導人聲援

正如我在著作《特朗普的勝利？》（Trump’s Triumph?）中所分析的，特朗普政府曾試圖對美國國家體系進行極權主義轉型。然而，這一進程中更深刻的歷史動力與結構性趨勢，實則與特朗普本人無直接關聯(lián)，而更多根植于西方資本主義的深層危機。值得注意的是，基于我2020年的著作《即將到來的中美戰(zhàn)爭》（The Coming War with China），該書聚焦中美高科技競爭，我提出：中國在走出全球金融危機后展現(xiàn)了超強競爭力——其通過大規(guī)模國家干預實施的危機應對策略，已被證明優(yōu)于西方的緊縮政策。

西方國家在2008年采取的“成本與勞動力的內部貶值”戰(zhàn)略，本質上是將危機代價轉嫁給勞動大眾。因此，我在2020年的核心結論是：西方必須作出抉擇——效仿中國的國家干預模式，建立自身的產業(yè)政策并扶持國家龍頭企業(yè)可能是上策。

從拜登經濟學視角觀察，《通脹削減法案》《芯片與科學法案》以及歐盟《芯片法案》等政策舉措，實質上都是在嘗試復制中國產業(yè)政策模式——通過稅收優(yōu)惠吸引英特爾、蘋果、臺積電（TSM）等半導體企業(yè)投資。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動態(tài)引資政策與歐洲綠色轉型計劃同樣遭遇失敗。當前西方對中國加征懲罰性關稅、轉向威權主義國家形態(tài)的舉措，正是這種政策失利的必然結果。我的核心論點是：西方正在中國超強競爭力的壓力下，通過被動革命走向威權主義國家形態(tài)。因為它們逐漸意識到，在與中國競爭中，自由議會制框架已顯現(xiàn)功能性障礙——既無法有效動員產業(yè)政策資源，更難以維持科技創(chuàng)新優(yōu)勢。

西方半個世紀的新自由主義已嚴重削弱其社會解決問題的能力，甚至在資本積累與國家管理的狹義邏輯框架內亦然。新自由主義令西方社會陷入功能失調：經濟、政治乃至意識形態(tài)層面皆是如此。

如今，維持西方霸權的訴求正促使西方摒棄自由議會制體系，轉向強化行政主導體制。這并不意味著普選權將被廢除，選舉仍將舉行，但議會將被虛化。美國通過行政令治國的路徑，以及德國與歐盟軍事化進程（例如我稱之為德國“內部時代轉折”的轉型）——這一切都昭示著一種歷史性趨勢。

“美國不會疏離歐洲，美國仍需要歐洲加入抗中聯(lián)盟”

觀察者網(wǎng)：我剛剛讀到你撰寫的關于烏克蘭危機的文章，這場危機如今既是歐洲的核心議題，也在中國引發(fā)廣泛討論。你曾指出“自由主義妄想”（Liberal delusion）拯救不了烏克蘭，但如今美國政府已經不再堅定地提供軍援給烏克蘭，而歐洲的德國、英國、法國等國卻仍在援助烏克蘭。那么，你認為驅動德國政策偏離美國路線的關鍵因素是什么？這是標志著歐盟戰(zhàn)略自主的顯現(xiàn)，還是跨大西洋協(xié)調機制出現(xiàn)了根本性裂痕？既然你斷言“自由主義妄想”無法拯救烏克蘭，那么，哪些力量能夠支撐俄烏問題的實質性解決？

英格爾·索爾蒂：很好的問題。首先，我不確定——或者說，我認為我們不必過分強調拜登在烏克蘭政策上與特朗普的決裂。表面上看，拜登的政策似乎與特朗普的新政策完全相反，畢竟拜登政府此前還批評過特朗普對烏政策。但無論如何，我認為特朗普實際上是來摘桃的，他正在收割拜登培育的果實——換句話說，美國在烏克蘭已經實現(xiàn)了大部分（甚至全部）無需直接部署美軍即可達成的目標，而直接派兵將意味著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和核時代的爆發(fā)，這是他們不愿冒險的。

當前局勢可概括如下：戰(zhàn)爭實質上已進入僵局。沖突本身尚未終結，但已陷入停滯——并非因烏克蘭無法獲取更多武器，而在于其政府缺乏自愿參軍的士兵，即那些愿意且有能力使用武器的志愿兵。從根本上說，烏克蘭工人階級正通過抵制強制征兵來終結戰(zhàn)爭：他們藏身躲避、營救同伴、槍殺強征士兵的軍官、炸毀征兵站等。如今，烏克蘭政府正試圖通過“經濟征兵”——即以經濟手段迫使民眾參軍——尋找更多志愿者。

這本質上是在用‘玩俄羅斯輪盤賭’的承諾，吸引可憐的18至24歲年輕人參軍——他們可能喪命、殘廢、精神崩潰，也可能在一年內賺到原本需要十年才能掙到的錢。他們能得到免息抵押貸款、免費大學教育等等。這就是這一切發(fā)生的唯一邏輯。顯然，這些錢來自歐洲，烏克蘭政府根本沒有這些資源。因此，歐洲各國政府實際上是在故意拖延不可避免的結局：一場注定無法取勝的消耗戰(zhàn)、一場極其血腥的戰(zhàn)爭，他們試圖推遲‘真相時刻’，即承認必須通過談判實現(xiàn)?；穑S后簽訂和平條約，并建立歐洲新的共同安全架構。而美國則基本上宣布停戰(zhàn)了，我猜這樣更現(xiàn)實，美國也從戰(zhàn)爭中獲利更多。

我的意思是，烏克蘭政府被西方逼迫私有化其國家資產，就像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西方結構性調整計劃一貫的做法一樣。這一切由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基金美國貝萊德（Blackrock）公司主導。這種情況早在拜登執(zhí)政時就已經開始實施，而現(xiàn)在特朗普只是更公開地談論此事——比如他想攫取哪些稀土、鋰礦、其他礦物和土地。而歐洲人正被排擠在外，這也是他們試圖反抗卻缺乏實際能力的原因。

有人認為美國正在疏遠歐洲，我不太認同這種說法。他們說，特朗普如同一名“衰落管控者”，正試圖推行新版“門羅主義”——這項“主義”認為，美國應像其過去主導西半球時那樣，重新確立對該地區(qū)的霸權。比如他迫使巴拿馬政府驅逐中國投資，他還強迫巴拿馬退出2017年加入的“一帶一路”倡議。再比如那些認為美國正在推行一種“基辛格式現(xiàn)實主義”的聲音，等等。

但我目前并不認同。我認為美國仍需要歐洲來實現(xiàn)我所說的‘跨大西洋分工對抗中國’的戰(zhàn)略。盡管歐洲現(xiàn)在試圖軍事化，努力成為一支軍事化力量，但歐洲資本仍然需要美國來維護其國際利益。因此，我并不認為跨大西洋關系會陷入長期裂痕。

我認為我們絕不能低估的是，正如我上周在德國國家廣播電臺中也提到的，歐洲社會因這場沖突變得非理性化，這是一個極其危險的趨勢。

我的意思是，歐洲人——尤其是德國人——被引導相信他們可以首次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相信他們此次對抗普京就如同當年抗擊希特勒。他們被灌輸這樣一種觀念：憑借美國與歐洲的經濟合力，他們能夠輕易擊敗俄羅斯，并自詡在經濟、政治、文化及道德層面凌駕于俄羅斯之上——這種傲慢姿態(tài)恰如前德國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將俄羅斯蔑稱為“擁有核武器的上沃爾特”（Upper Volta with nuclear missiles，Upper Volta是布基拉法索的舊稱）的隱喻。

這種敘事方式就像好萊塢電影般，讓‘正義必然戰(zhàn)勝邪惡’，仿佛《指環(huán)王》中夏爾對抗魔多、《星球大戰(zhàn)》中的萊婭公主對抗死星Death Star與達斯·維達（Darth Vader），或是《哈利·波特》中哈利對抗伏地魔一樣。簡而言之，整個戰(zhàn)爭被包裝成了善與惡的終極對決。

恐俄敘事仍占歐洲主流，俄烏沖突被包裝成一場“善惡的對決”

如今， 歐洲社會不得不接受挫敗的現(xiàn)實，而這種挫敗正深刻影響著大眾心理——他們開始自問：“我們曾擊敗希特勒，為何這次會失??？”

他們的認知是：“普京等同于希特勒；特朗普等同于普京，因而也是希特勒。如今特朗普-希特勒與馬斯克-希特勒正試圖將德國極右翼勢力推向權力巔峰?！边@種無力感與自戀性屈辱（源于歐洲對烏政策的失?。?，使得歐洲自由派如同遭受創(chuàng)傷的受害者，將自身攻擊行為合理化為正當防衛(wèi)。

這種現(xiàn)象為自由派激進主義提供了借口，助長報復性情緒，最終導致軍費開支的無節(jié)制擴張——全然背離理性邏輯。與此同時，這種非理性主義正被自2000年代中期以來始終主張?zhí)岣哕娰M、推動帝國式冒險的外交政策精英共識所利用。

歐洲需要共同安全架構，但有些恐俄分子卻在呼吁擁核

觀察者網(wǎng)： 從中國人的局外視角來看，特朗普要求北約的歐洲國家軍費開支到GDP的5%，德國計劃將軍費開支從當前的2%增加到3.5%，英國也有類似增加軍費的計劃。這種爭相增加軍費的態(tài)勢會導致歐洲的軍備競賽嗎？而且，我們知道曾經作為歐洲經濟支柱的德國，經濟已經明顯出現(xiàn)衰退，德國怎么去平衡國防開支以及經濟發(fā)展？

英格爾·索爾蒂：問得好。2022年2月27日——俄烏戰(zhàn)爭爆發(fā)僅三天后——德國政府（或者說德國總理）既未與議會協(xié)商，也未與執(zhí)政黨內部討論，更未經德國社會各界（工會、大學、民間團體等）的辯論，便倉促宣布了千億歐元的特別軍事基金。而我當時正擔任德國聯(lián)邦議院的顧問，我反對增加軍費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