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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03年10月，我?guī)е懤蠋煹钠诖?，離開溫鐵軍先生和中國改革雜志社，離開了北京，參與云南、貴州等地扶貧發(fā)展工作之中。

2004年 石門坎商議修鐵路 與村民合影

2006年 回訪云南石門坎

我在云南貴州的大山深處真切感受到了貧困中國，認識了過去不曾認識的另一種狀態(tài)的中國，甚至比我家鄉(xiāng)不知道還要窮多少倍的中國。我寫了不少扶貧日記，流傳極廣的《貧困的制度性原因》一文就是那個時期所寫。其間，我去過日本、越南、印度和我國臺灣省等多個國家和地區(qū)的農村考察調研。

日本農協(xié) 名古屋附近 與日本農民合影，2005年

日本農協(xié)強大的經濟基礎和服務小農的無微不至，特別是農協(xié)“內置金融”支撐小農土地產權實現的強大功能，給我以醍醐灌頂的啟示，對自己過去在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崗位上對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社隊企業(yè)實施的私有化改制的所謂改革，悔恨不已；對自己一直指望城市商業(yè)金融保險機構為農民農業(yè)提供金融保險服務的無知，羞愧難當。還有日本的“縣鄉(xiāng)村”并無領導和被領導關系，沒有像我們體制化的川流不息的大會小會、檢查督辦、評比驗收而自主運轉，卻十分有序有效，這讓我這個曾經十分反感以“大會小會、檢查督辦、評比驗收”推動工作的井底之蛙大開眼界。

2005年，日本訪學期間

我因《中國農民的自主性與中國的自主性》一文發(fā)表在日本《東洋經濟》雜志上，獲得去日本訪學的機會，在日本訪學期間，和東京大學自主性（梁漱溟）學派的交流獲益頗多，讓我更加堅定地認為，中國農民自主性的喪失是中國三農問題無解的根本原因；不僅如此，更讓我堅定地認為，中國農民自主性的喪失，也必將導致中國國家自主性的喪失。此后，“自主性”三個字，便成為了我求解中國三農難題和中國難題的出發(fā)點。

在我國臺灣地區(qū)訪學，陳羲煌老先生給了我兩次求教的機會。陳曦煌先生對中國大陸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正面評價，特別是陳曦煌先生“市場經濟條件下，大陸土地村集體所有制也是民有制”、“大陸的農地不能抵押貸款不是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問題，而是金融制度的問題”的思想，對我思考中國大陸如何解決三農問題產生了顛覆性影響。

2005年 與日本東京大學學生 深入鄉(xiāng)村訪問

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qū)的訪問學習，在我心中種下了“在村社（集體）內置合作金融，以實現農地抵押貸款”的種子。

2003年 入村調研 貴州畢節(jié)破敗的民房

在經歷了2003-2008年的云貴扶貧和對日本、越南、印度、朝鮮及我國臺灣等國家地區(qū)的訪學和調研之后，我向陸老師系統(tǒng)匯報了自己的想法：

第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一般性制造業(yè)梯度轉移進程的“中國拐點”出現之后，中國小農長期存在是客觀必然的，要防止一種糟糕局面出現，即：出口導向工業(yè)化完成以后，三農問題反而變得更加嚴峻。中國可能要謀劃逆城市化發(fā)展。

第二，既然小農會長期存在，重建小農村社共同體、并由小農村社共同體主導農村發(fā)展和治理，必須成為基本國策；

第三，以小農長期存在為前提的三農現代化必須堅持“一個中心目標，三個基本前提”，即：以村民共同富裕為中心目標；以不斷改善黨的領導、不斷提升小農及其共同體主體地位、不斷鞏固土地村民村社共同體集體所有制和壯大集體經濟為基本前提；

第四，以 “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突破長期制約中國三農現代化的雙重瓶頸——“農民組織無效和農村合作金融無效”（在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前提下，承包權或成員權抵押貸款權在內置金融中實現），是激活農村內生動力解決三農問題的“四兩撥千斤”的之舉。

第五，組建李昌平團隊，選擇不同地域的不同類型的村莊或鄉(xiāng)鎮(zhèn)或縣市區(qū)試點，實驗的名稱：以村社內置金融為切入點的自主綜合發(fā)展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