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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農村家庭教會，完全是調研的意外。起先是住在房東家里，問她閑暇時間都做啥，她隨便點出幾類常規(guī)活動，然后嚴肅地告訴我們她不信教，我們繼續(xù)追問時她不愿再多講，只是提示碰到教徒后無須驚訝。

沒過多久我們就碰到一個女教徒，當時只是想問她的交往和家庭生活，她卻將話題岔開給我們講述信教經歷，并引出信教時間長社會名聲好的教首劉祥。村書記對劉祥的印象很好，直接打電話后讓我們去找。很快，我們見到面善的劉祥，在簡短介紹后他直入主題，向我們介紹了當地的信教情況。我們前后找到劉祥訪談三次，又通過他的引薦去找信徒訪談，逐漸廓清A村教會變遷情況。對于敏感且復雜的家庭教會來說，任何褒貶不一的評論都顯得淺陋。筆者只能依據有限的理解能力，在勾勒A村教會的變遷及現狀之余，語境化地提出農村教會有效管理的建議。

隨著農村信教人群的增多，如何管理農村教會成為一大難題

農村教會的崛起

A村所在的縣在解放前就有教會活動，傳教密集、教徒眾多的地方設立有教堂，當時村民稱為“洋教”。新中國成立后，吳耀宗提出“三自宣言”，各地紛紛成立“三自教會”。1950年，A村所在縣成立三自教會，在各鄉(xiāng)鎮(zhèn)片區(qū)設有負責人，往下是村一級的教堂。若信教人數不到50人，就設立祈禱組聯(lián)系點，不再設置專門的教堂。

劉祥開始信教時25歲，信教與妻子生病有關。當時他結婚不久，妻子就失去理智，說哭就哭，說笑就笑。他回憶說，妻子老說見鬼，但他看不見鬼，說是病又找不出病因，打針吃藥均不見效果。不久，有個教徒找到劉祥，說是只要信教病就能好。劉祥出于試一試的想法，陪著妻子參加了該教派的活動。為了讓妻子盡快好起來，他一有時間就看圣經，后來妻子病慢慢好了，自己和妻子都信教了。

劉祥說，文革前他信教要嚴守秘密，隨便禱告被發(fā)現后會被打倒。從他的講述看，他信的教不屬于三自教會，否則不會不設置正規(guī)堂點。文革期間不少教會領袖、精英被打壓，劉祥不再參加活動而在家里自學。一方面，他虔誠地信著耶穌，一方面，他喊“毛主席萬歲”，日常生活中他燒紙不跪拜偶像，而是按照圣經的要求先尊國家。他在順從的前提下靈活地信著教，對我們說“國家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硬著頭皮干，沒好處”。

集體化時期的系列政治運動，不僅打掉封建社會的壇壇罐罐，非三自教會活動空間也幾乎消失。當所有的菩薩、族譜、牌位被毀掉后，1980年代國家權力上移并沒有帶來傳統(tǒng)信仰的回歸。相反，A村所在的縣于1988年恢復宗教信仰自由后，蟄伏在民間的非三自教會如雨后春筍般半公開活動起來。

劉祥于1988年參加教會活動，那時20多個人聚在教首的家里。學習了一個月他就不去了，原因是他與教首的脾性不合，對教首為人和處事看不慣，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覺得教首對教義的講解，與他所信奉的真理有偏差。劉祥不久加入另一個聚會點，參加活動的有10多個人，劉祥很快發(fā)現講解的不合理，他便再次回家自己學習領會。劉祥參加的第一個教會，信教者很快增至30多人。有人聚會就有奉獻，就需要會計和保管員，但是該教會經常有人撬奉獻箱，不久教會就宣告解散。劉祥認為，主要是教首信的不真，不帶頭向好沒好名聲。

隨著村莊活動空間的自由，不少信徒認識和頻繁地交流。不久就有信徒找到劉祥，希望在他家里辦聚會。第一個安息日來了十多個信徒，后來因隔壁村村長的家屬也信教，該村長就批給劉祥一點集體廢地。劉祥加大宣傳力度要求信徒多奉獻，加上他人捐贈不久就籌到7000塊錢，他拿著這筆錢在廢地上蓋起三間磚房。占用公共土地且得到村長認可，為劉祥所在的教會贏得合法性。很快，房屋容納不下驟增的教徒，劉祥就找到村里和組里商議，在三間房的基礎上進行擴建。正式組織對劉祥很“照顧”，劉祥當然會支持村里工作。在農業(yè)稅時期村里下達任務，劉祥不僅動員教徒完成，還主動為村里義務宣傳。

非三自教會在去政治化環(huán)境中成長，又在半正式治理機緣下獲得發(fā)展。問題是，相較于三自教會的愛國取向和政治服從，非三自教派的政治取向是晦暗不清的。堅強的意志和靈活的策略，使劉祥所在的教派成員驟增，但策略性依附引出的發(fā)展，不一定保證農村教會健康。1980年代劉祥加入又退出兩個教會，教派理念分歧遠大于具體運作問題，劉祥所在教會在后來也遭遇了類似的問題。

農村教會的紛爭

A村所在縣統(tǒng)計的信徒有10萬多人，不包括普遍沒有上報的非三自教徒。三自教會的組織架構很清晰，全縣有1個牧師，管縣域教會工作，下面是長老，有30-40人，管教務、財務、事務，其次是執(zhí)事，管后勤，再下面是傳道員，負責講解《圣經》。三自教會下面分片區(qū)，片面下面是聚會點，全縣正規(guī)教堂有480個。一般情況下，1個點1個負責人，2個傳道員，下面就是堂委，常規(guī)設置是5人，星期六是安息日，教會教著學《圣經》，主要原則是愛國愛教，既遵國法又遵天法，天法主要是十條戒律，國法主要是國家法律。

劉祥雖非嚴格意義的三自教徒，但他在信教過程中沒有違法違規(guī)，且他以自己的服從和協(xié)助，贏得了村組織和村民的一致認同。因此，當他所在教會走上地面后，不僅沒有被有關部門制止，還于1993年被批準設立堂點。相較而言，A村其他教會雖然也會地上化，但大多沒有被賦予合法符號。盡管在A村眾多的堂點中，僅有劉祥所在教會被批準，但它卻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如果說集體化時期宗教管理是政治掛帥，以信徒是否愛國愛黨來區(qū)分教會正當性，改革開放以來的宗教管理堅持法治原則，即只要不觸犯法律不公開挑戰(zhàn)黨和政府權威，管理部門就以教會活動確定是否擴大其發(fā)展空間。它引出的潛在治理問題是，若農村教會現時無斂財行為、不危機人身和社會安全，管理部門是無權干涉教會活動的。在新時期新型治理邏輯下，劉祥所在的教會快速發(fā)展，不久即暴露出若干組織問題。

2014年10月11日，山東招遠故意殺人案一審宣判。張帆、張立冬等2人被判死刑，呂迎春被判無期徒刑，張航有期徒刑10年，張巧聯(lián)有期徒刑7年

劉祥出走兩個教會，曾帶出一部分信徒，在他成為教會的負責人后，帶出的人自然依附于他。其中有個叫徐寧的年輕人，他對基督教教義理解較深，自恃有才不時會提出意見，因此遭致教會堂委的不滿，他就帶一撥人重新組建教會。跟隨徐寧出走的還有錢梅，他們均成為新教會的講道員。經過若干年的發(fā)展，錢梅所在教會有100多信徒，在A村已經算是很大的教會。后來錢梅的侄子發(fā)現她與全能神的人混在一起，并在錢梅家里發(fā)現了有關世界末日的一些冊子，她侄子拿來小冊了交給劉祥。劉祥就向上反應請牧區(qū)領導人來處理，他們過來收繳了冊子并找錢梅談話，錢梅主動認錯，說自己一時糊涂，并表示以后會改正，牧區(qū)的人就走了。

全能神是邪教，發(fā)現即應制裁。但牧區(qū)領導管理教會要依法，僅僅依據小冊子就給予重罰，很難講得通。2013年時，同一教會的徐寧發(fā)現錢梅并沒有悔改，加上徐寧和錢梅作為骨干有過節(jié)，徐寧就上報給縣宗教局、三自和派出所。錢梅又表示自己悔改了，表態(tài)說宣傳全能神是非法的，以后不再與全能神攪和在一起，錢梅甚至寫了好幾封保證書。有全能神傾向的人，終于不再過去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