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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油價自11月28日OPEC決定不減產之后持續(xù)下跌。截止12月13日，美國明年1月交期西德克薩斯州輕質原油期貨(WTI)報每桶58.63美元，而1月交期布倫特原油(Brent)報每桶62.49美元。與今年6月份每桶超過110美元的巔峰相比，如今油價下跌已然超過40%，國際石油市場全面進入“50時代”已成定局。

根據(jù)Bloomberg的數(shù)據(jù)，2012年12月13日WTI和Brent期貨價格繼續(xù)下跌。WTI甚至跌破60美元，進入國際油價“50時代”。

對于石油消費大國來說，油價暴跌好比天降餡餅，中國這次獲利豐厚，印度也賺得盆滿缽滿。然而，對中國來說，油價意外暴跌帶來的是經濟餡餅：補足石油儲備、降低經濟運行成本，推動經濟改革等等；但是對印度來說，油價暴跌不僅惠及經濟，還幫助印度政治化腐朽為神奇，成功化解莫迪執(zhí)政以來的種種困局：除了陷入泥沼二十多年的補貼改革重新啟動以外，令歷屆印度政府頭疼不已的經常性賬戶赤字（current account deficit）也顯露轉機，困擾民生的通貨膨脹難題得到緩解。在沒有動用政治資本的情況下，莫迪居然化解了常年困擾印度的諸多難題，更推進了他雄心勃勃的選前承諾。這似乎證明運氣是“實力”的一部分，在印度猶是如此。

2013年財年，印度取代了日本成為世界第3大石油進口國，年凈進口額高達1200億美元，占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這使印度繼韓國之后成為世界上石油進口占GDP比重第二高的國家。

如圖所示，2013財年，印度凈進口石油占其GDP的6%，排名世界第二，而同為發(fā)展中國家的中國這比重是3%。

印度本國石油產量極低，75%的石油消費量需要進口，對外依存度極高。一方面用量巨大，另一方面占比極高，這就使得印度國內政經局勢極易受到國際油價波動的影響。

上世紀70年代，連番而至的石油危機震撼世界，國際油價如火箭般飛漲，面對日趨動蕩的國內局勢，時任印度總理的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居然一夜之間將大量印度能源企業(yè)收歸國有，用行政命令削平油價，以此應付社會動蕩。

到90年代初，海灣戰(zhàn)爭再次使世界陷入石油危機，沖天油價使進口成本飛升，印度進口額遠大于出口，導致其外匯儲備僅夠用幾天，最終陷入國際收支危機。當時的印度政府只能求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求借款度日，這才跌跌撞撞走上改革之路。從以上兩個例子可以管窺，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可以對印度國內局勢產生全方位影響，既然如此，那這次油價暴跌會怎樣？

半年前莫迪還只是總理候選人，當時他嚴厲指責國大黨領導下的聯(lián)合進步聯(lián)盟（UPA）政府改革腐敗無能，“經濟發(fā)展陷入80年代以來最長的下行周期”。在雄心勃勃的競選宣言中，莫迪針對UPA的弊政提出：1）削減補貼，限制財政赤字規(guī)模，以進行重點項目投資；2）限制通貨膨脹，以穩(wěn)定物價，保障民生；3）發(fā)展出口，管控進口，保持國際收支平衡，穩(wěn)定貨幣購買力。

然而，在野時信誓旦旦的莫迪在當選之后卻顯得缺乏干勁：例如在莫迪當選2個月以后的第一份預算報告中，此前被他口誅筆伐的補貼問題居然毫無涉及。其實，不是莫迪存心食言，而是印度這盤棋實在不好下。化解這一困局的靈丹妙藥恰恰是暴跌的國際油價，可以說油價下跌像一桿雞毛撣子，干凈利落地在印度的政治經濟蜘蛛網中掃出一片清白。

首先，油價暴跌以及接踵而來的大宗商品價格下滑使令印度的通貨膨脹問題大為緩解。印度近年來經受平均10%的高通脹率，而經濟增長雖然不低，但在高漲的通脹面前卻顯得后勁不足，導致居民收入增長不及商品價格增長。印度老百姓的生活嚴重受此影響，因此通貨膨脹問題就成了莫迪在野時攻擊前任政府的大殺器。

上圖為世界銀行關于印中日三國2005-2014年平均通脹變化表。印度按照消費者價格指數(shù)衡量的通貨膨脹律維持高位，2008年以來平均膨脹律更是高達10%左右，遠高于中國的通脹率，遑論受到通縮困擾的日本。

上圖為世界銀行關于印中日三國2005-2014年GDP增長率變化表。中國GDP增長率雖然在2010年以后呈下降趨勢，但波動比起印度并不算劇烈。

如以上兩圖所示，印度出現(xiàn)了通貨膨脹高于經濟增長的情況，體現(xiàn)在生活中就是物價高漲，但是消費能力卻沒有提高，這樣一來印度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事實上就下降了。造成印度通貨膨脹的因素主要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提高和國內糧食價格上漲，對此印度政府屢次加息，希望減少市場上的貨幣流通量以穩(wěn)定物價。然而，應對通貨膨脹的政治努力往往效果極差，因為印度缺乏經濟增長以及新增稅源，財政赤字嚴重。而中央政府為了彌補巨額赤字常常訴諸于超發(fā)貨幣，這又反過來造成了新的通貨膨脹。這就是印度歷屆政府面對通貨膨脹問題大多只能原地打轉的原因。

時至今日，由于國際油價暴跌，印度政府沒有消耗行政資源和政治治本的情況下就成功“應對”了如火箭般上升的通貨膨脹。根據(jù)印度儲備銀行（Reserve Bank of India，RBI）提供的數(shù)據(jù)，國際油價每下跌10%，印度國內以消費價格指數(shù)衡量的通貨膨脹率就會直接下降0.7個百分點；而因為物流成本減少，通貨膨脹率在直接下降0.7%的基礎上，還會進一步間接降低0.8%。如下圖示，在最近公布的報告中，印度的通貨膨脹跌到新低，11月份達到4.38%，是五年通貨膨脹的最低值。莫迪幾乎毫不費力的就達成了前幾屆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標，落實了他穩(wěn)定物價的競選承諾，油價在印度威力可見一斑。然而，這還僅僅只是油價政治紅利的一角。

根據(jù)印度官方數(shù)據(jù)，今年印度通貨膨脹率穩(wěn)步下降，而且在6月份油價下滑以后明顯增速，進入后半年更是屢創(chuàng)新低。

其次，暴跌的油價使得莫迪政府得以推動財政改革，縮小財政赤字的缺口，優(yōu)化政府支出。在民主的印度，政黨為了爭奪選票往往會訴諸于民粹主義——在競選時承諾實施各式各樣的“民生”項目，比如把肥料、糧食、燃料的價格用行政命令加以約束，使之遠低于市場價格，再用財政補進行補貼。財政資金有限，而人的欲望無限，在一次次選舉過后，印度財政補貼開銷激增：2004年燃料、糧食、肥料的補貼占印度財政預算的9%，10年之后的今天這一比例已經激增到16%，總額高達424億美元。而石油一項就占到印度財政補貼總額的四分之一，高達100億美元。上一財年印度財政赤字率（即赤字占GDP的比重）達4.5%，超過3%的國際警戒線，因此今年莫迪目標將赤字率降到4.1%，然而這絕非易事。盡管印度財政負擔極其沉重，削減赤字任務艱巨，但面對各種補貼莫迪還是無從下手，因為貿然削減補貼無異于政治自殺，畢竟補貼政策事關多方利益。

上圖為2000-2015財年的印度預算情況。根據(jù)花旗銀行的數(shù)據(jù)，印度15年來大部分時候財政預算赤字都高于國際警戒線，穩(wěn)步縮小財政赤字是歷屆政府的目標。

許多印度人早已對燃料補貼制度心懷不滿，因為大部分老百姓并不開車，直接受油價影響只是一小部分人，但財政補貼卻攤派到社會全員，這無異于劫貧濟富。有鑒于此，印度各屆政府早在20年前就已經開始醞釀燃料補貼改革。莫迪也在競選時明確把“合理化財政支出”作為競選承諾，力求使印度的財政的資金“花在刀刃上”進行基礎設施投資，而不是低效的補貼。但是莫迪想履行競選承諾并不容易：石油作為經濟的基礎性資源具有極強帶動效應，而彼時印度又深受通貨膨脹困擾，如果削減補貼，油價回歸市場，那么本已高企的物價水平將會雪上加霜。通貨膨脹和財政赤字兩者纏繞在一起，惡性循環(huán)，令莫迪改革舉步維艱。

油價暴跌對莫迪來說簡直是天賜之福。國際油價從6月已然暴跌40%，而根據(jù)摩根·斯坦利的報告，國際油價每下跌10美元，印度政府就可以少支出65億美元補貼，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只要一小部分開支就能維持目標油價。更重要的是，隨著油價下跌，削減補貼造成的陣痛將會被降到最低——當額定油價和市場油價日漸趨同，補貼就變得可有可無；當市場油價低于額定油價時，價格控制反而會成為眾矢之的。因此，國際油價就給莫迪重啟補貼改革帶來了難得的“戰(zhàn)略機遇期”——在油價暴跌時，把短期的價格波動紅利轉變?yōu)閺U除補貼的長期政策紅利。在一番激烈的討論之后，莫迪終于在10月底徹底放開了柴油價格控制，走出印度財政改革的關鍵一步。

說莫迪能成為印度鄧小平可能言過其實，但說他是印度朱镕基就八九不離十。莫迪在放開價格之后，為印度油企盈利掃清了道路——油企今后定價不再受政府限制，可以依照市場價格以營利為目的定價。這樣一來，原本缺乏活力的國營油企瞬間就獲得了極高的贏利能力。因此莫迪還醞釀了打包出售國營油企的計劃，打算通過出售有贏利能力的國企股份填補財政赤字缺口，為其雄心勃勃的基建計劃打下財政基礎。總而言之，暴跌的油價使莫迪能夠將削減補貼帶來的社會陣痛降到最低，付出較小代價就達成了歷屆政府壓縮赤字的目標。

第三，油價下跌使印度的國際收支情況大為好轉，部分緩解了高額經常帳赤字（CAD）和貿易逆差的問題。印度缺乏出口導向型的制造業(yè)，又缺少自然資源，但卻是人口大國，資源消費需求旺盛，因此印度的國際支出超過收入，經常性賬戶常年處于逆差狀態(tài)。經常項目赤字，而其他帳戶沒有盈余，印度盧比由于市場信心不足就容易對外貶值。對于工業(yè)國來說，貨幣貶值有利于出口產品爭取國際市場，而印度制造業(yè)不發(fā)達，盧比貶值購買力下降沒能增加多少工業(yè)競爭力，反而讓印度的進口吃緊，不利于宏觀經濟穩(wěn)定發(fā)展。因此莫迪競選承諾之一就是平衡印度的國際收支，將逆差逐步縮小，減輕印度盧比貶值的壓力。

想要平衡國際收支就要增加出口，減少進口，增加資本流入，減少資本流出。美國退出量化寬松，而印度經濟預期也不明朗，因此國際資本加速流出印度。在這種情況下，指望印度一夜之間做強制造業(yè)，增加出口也不現(xiàn)實，因此在限制進口就成了歷屆政府的無奈政策選擇。然而，限制進口的代價就是印度民眾不得不去購買較貴的國內代替品，事實上降低了國民的生活水平。和印度的通貨膨脹問題、財政赤字問題一樣，貿易赤字問題也是盤根錯節(jié)，限制進口不行，放任進也不行，對此歷屆政府常常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

油價下跌好比天降甘霖。印度石油對外依存度高達75%，石油進口高達1200億美元，一直是其進口貿易的大頭，因此油價下跌，印度的貿易赤字情況無疑就得到了極大緩解。在九月份的一份報告中，摩根·斯坦利就曾指出國際油價每下跌10%，印度的經常性賬戶赤字就會下降0.6%。而從6月份到現(xiàn)在油價已經腰斬跳水40%多。低油價對印度收支平衡的意義不言而喻：在需求基本不變的情況下，便宜的油價意味著印度石油的開支會大幅下降。至此，莫迪既沒有搞令國內消費者痛苦的進口管制，也沒有搞讓商界詬病的跨境資本流動管制，什么都不做就大大緩解了貿易赤字的壓力。

誠然，印度政治經濟難題已是積弊多年。經濟方面，高通貨膨脹、高財政赤字、高經常性賬戶赤字常常相互糾纏，彼此內化，可以說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政治方面，印度的民主制度使執(zhí)政者對于選票和民意過于敏感，堅守“政治正確”，因此難以破釜沉舟，遑論通過犧牲短期、局部利益贏得長期、全局性的優(yōu)勢。在這種情況下，印度常常陷入一種“惡性平衡”的狀態(tài)——因為解決一個問題往往會嚴重加劇其他問題，所以執(zhí)政者常常寧愿無動于衷，也不冒險解決任何問題。這也是莫迪在選舉時提出野心勃勃的改革計劃，而在當選后又高開低走、回避改革的原因所在。印度改革者們單靠內部因素自我糾正難以突破“惡性平衡”的狀態(tài)，他們往往需要外部因素（例如一次幸運的油價暴跌）以撬動改革的大門。從這一點上看，莫迪無疑受到了“運氣”的眷顧。作為一個改革者，莫迪憑借“運氣”撬動了勢在必行的改革；而作為一個國家，印度何時才能憑借“運氣”擺脫這種“運氣驅動改革”的狀態(tài)呢？畢竟，“運氣”之所以在這里被稱為“運氣”是因為它的到來不以執(zhí)政者的意志為轉移——油價不會一直暴跌，正如印度洋季風也曾暴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