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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錢乘旦】

本文針對當前史學界一個流行的傾向，這種傾向不僅在中國史學界，也在世界史學界散發(fā)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史學研究發(fā)展迅猛。幾十年中，史學研究最大的進步之一，就是研究越做越細，課題越做越小、也越做越深，和 “文革”之前的 “假、大、空”形成鮮明對照。這種越做越細、越做越小、越做越深的現(xiàn)象本身很好，歷史學確實應該做細、做小、做深——不深、不細、不小，大而不當，不接地氣，從空到空，這樣的歷史學是沒有出路的，也看不到發(fā)展的前景。所以，改革開放以來四十年歷史學在這方面的變化是一個進步，這是有目共睹的。

但是在這個總體發(fā)展的趨勢中，有一個苗頭也日益明顯，非常值得史學界注意。這個苗頭就是歷史學界——包括已經(jīng)成熟的學者以及正在學習之中的研究生 (碩士生、博士生) 和正在成長中的年輕一代，自覺或不自覺地滋生出一種傾向，認為歷史學研究是不需要體系的，應該擺脫體系的束縛；歷史學研究是不需要理論的，理論無助于歷史研究。題目小就是好，越細、越小越好。小題目無需框架，更不需要體系。至于為什么做某個題目？做一個題目要不要理論？這些問題無足輕重，為題目而題目就可以了。

更有甚者，有人聲稱有了體系反而不好，有了理論就礙手礙腳。因此，一種 “反體系”思潮廣為流傳，碎片化現(xiàn)象因而坐大。我認為，這種傾向如若繼續(xù)發(fā)展，對歷史學研究一定造成傷害。關于碎片化問題，史學界——甚至整個學術界——已經(jīng)討論了很長時間。七八年前，《歷史研究》曾召開一個會議，我當時就提出了碎片化問題，在場有不少學者并不在意。但是，七八年過去了，碎片化現(xiàn)象卻愈加明顯，不僅在中國，在全世界都成為問題，碎片化已經(jīng)是一個世界性的學術現(xiàn)象，不得不引起人們的注意。

歷史學研究要不要體系? 答案是肯定的。體系是歷史學研究的一個本質特征，或者說是最重要的本質特征之一。有了體系才有對史料的選擇，才有對歷史的梳理與書寫，這是做歷史研究的人都能體會到的。做歷史研究的人都知道，史料本身是碎化的，是散亂的，需要歷史學整理，把散亂的史料整合起來，讓它們成為 “歷史”。歷史學家的工作，第一是尋找史料，第二是整理史料，如果還有第三，那就是 “書寫歷史”，由此而闡釋史料中所包含的歷史意義。無論是尋找史料，還是整理史料、書寫歷史，“體系”始終在發(fā)揮作用，比如，就史料而言，它存在于很多地方，各種各樣的史料多極了，也很混雜。

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把他自己認為有價值的史料挑選出來，梳理成 “歷史”?？墒悄男┦妨嫌袃r值、值得寫進“歷史”呢？不同的學者會有不同的判斷和不同的選擇標準。通常出現(xiàn)的情況是: 有些學者挑選這些史料，有些學者挑選那些史料，其他學者又挑其他的史料，這種情況在歷史學家們看來是非常正常的事，毫無奇怪之處。可是，為什么不同的學者會挑選不同的史料、然后使用不同的史料呢?這就涉及到體系問題了，是體系為篩選提供了標準，也為書寫制定了框架。

歷史學家這樣做也許是不自覺的，但體系確實是客觀存在的，不管歷史學家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沒有體系就無法篩選史料，也無法書寫歷史。從體系出發(fā)，某個歷史學家會覺得某些史料有價值，于是挑選它們，寫進他寫的 “歷史”；其他歷史學家則根據(jù)他們的標準挑選他們認為重要的史料，并書寫他們的 “歷史”。因此，體系不以歷史學家的主觀意志而存在，它本身就是存在；如果沒有體系，史料就永遠只是史料，不能成為 “歷史”。

舉一個不要體系的例子。北京大學出版社前幾年出過一本書，中文書名是 《世界: 一部歷史》，作者是美國人費爾南德茲－阿邁斯托。這是一部全球通史性質的書，也是一部典型的不要體系的書。作者在前言中就說，他這本書不要體系，也絕對沒有任何體系。他試圖把整個世界從古到今各個地方、各種人群、所有文明、一切能夠找得到的東西都寫進書里。書寫得非常精彩，也很耐看，但我們發(fā)現(xiàn)，他——作為一位沒有受過專業(yè)史學訓練的記者作家，雖然把書寫得很精彩，但素材都是信手拈來的，并未精心挑選；如果他碰巧拈到了另外一些素材，那他就一定會寫出另外一部歷史了。讀者看完了這本書，腦子里仍然是一堆碎片，而沒有成為 “世界”。所以我說，體系是歷史學研究的本質特征之一。

中國史學傳統(tǒng)和世界史學傳統(tǒng)都非常重視體系，無論自覺或不自覺，都把體系看得很重，而且有成型的體系。比如，中國史學傳統(tǒng)從形式上說是紀傳體，從《史記》開始就是這樣；從理念方面說，自孔子以來，經(jīng)過司馬遷、司馬光等，一直到現(xiàn)在，都強調經(jīng)世致用、知古鑒今，強調史學的借鑒意義——“資治通鑒”就是用古代的東西警示現(xiàn)今，這是中國史學的一大特點。中國史學重視史料鑒別，因此，考證、考據(jù)在中國史學傳統(tǒng)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考證、考據(jù)不是中國史學研究的根本目的，鑒別史料是為知古鑒今服務的?？紦?jù)之學到清代發(fā)展到頂峰，形成所謂乾嘉學派，但那是有時代背景的，就是清代愈演愈烈的文字獄。關于這個問題，史學界各位同仁都很清楚。

西方史學傳統(tǒng)同樣有體系，但它的體系更加多樣化，并且隨著時代變動而不斷變化。從形式上說，西方敘事方法和中國的紀傳體敘事有很大區(qū)別，我把它稱為“時空敘事”，也就是講故事，沿著時空一層層鋪敘；另一種形式是編年體，按年、月、日記錄所發(fā)生的事，這種形式在中世紀相當普遍。從理念上說，西方歷史學強調求知，也就是以追求知識為目標，想知道過去發(fā)生了什么，把求知作為非常重要的理念。但即便如此，它仍舊重視對歷史教訓的探求，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修昔底德寫這本書，試圖找到戰(zhàn)爭中的教訓，尤其是雅典失敗的教訓?？梢姡笕〗逃栐谖鞣綒v史學的源頭就已經(jīng)是傳統(tǒng)，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