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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中世紀，中世紀的史學基本上是一個神學的體系——《圣經(jīng)》的框架，教會的體系。各種史學書籍、著作等，都跳不出《圣經(jīng)》的規(guī)范，以《圣經(jīng)》作為解釋與理解歷史的框架。到了近代，近代前半段，從15世紀 (或更早) 到大約 18 世紀中葉，是一個文藝復興的體系，它逐漸突破中世紀的神學體系即教會體系，打破了《圣經(jīng)》框架，而形成一個人文主義的框架，無論從伏爾泰的《路易十四時代》，或者從意大利的一些人文學者書寫的史學著作中，都可以看到這個特征，即文藝復興的體系、人文主義的框架。

近代的后半段，從18世紀中期到19世紀，西方史學又出現(xiàn)新的變化，這和那個時代的背景密切相關(guān)：科學技術(shù)、工業(yè)革命等影響到歷史學，就形成一個“科學的”體系和蘭克的框架。蘭克標榜他的歷史是 “科學的歷史”，這個影響非常大。歐洲其他地方也出現(xiàn)類似情況，比如說英國阿克頓勛爵牽頭寫作的多卷本巨著 《劍橋近代史》，差不多也是這種性質(zhì)。

到20世紀，某一個主流體系獨大為宗的情況慢慢消失了，而越來越趨向于多樣化和多元化。進入21 世紀，多元化的傾向就更加明顯了，各種 “體系”越來越多，最后多到了雜亂無章，不得不用一個“后現(xiàn)代”的大口袋把它們套進去。盡管如此，審視20世紀西方歷史學的發(fā)展，史學家們對體系的探索一直在持續(xù)，他們一直在嘗試構(gòu)建新的體系，并試圖將其構(gòu)建成主流的體系。

比如，20 世紀上半葉，有湯因比、斯賓格勒為代表的文明史觀，西歐很多國家及美國則出現(xiàn)經(jīng)濟史和社會史，英國的屈維廉就是早期社會史的著名代表。再比如，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美國出現(xiàn)邊疆理論，這也是一種體系，帶有強烈的理論色彩。20世紀下半葉英國形成西馬學派，這是一個有很大影響力的學派，它有獨特的理論，有自己的體系。法國的年鑒學派也是這樣，有自己的體系，有自己的理論。差不多同時，社會史在西方蔚然成風，但二戰(zhàn)以后的社會史和 20 世紀早期的社會史不同，它是一個“沒有政治史的”宏大歷史，包括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看起來非常瑣碎，但是有它的框架和理念。再往后，全球史出現(xiàn)了，這是一個龐大的歷史框架，它那種“橫向”構(gòu)建歷史的方式，在歷史學研究中顯然另辟了蹊徑。而最近這段時間，在史學研究碎片化甚囂塵上的時刻，又有人試圖去構(gòu)建新的體系，于是就出現(xiàn)了“大歷史”：大歷史把宇宙萬物、天地人神全都寫進歷史書，并且說這才是真正的“歷史”。由此可見，在西方史學傳統(tǒng)中從來就不缺乏“體系”，只是“體系”太多、又不斷發(fā)生變化而已。

但是從 20 世紀下半葉起直至現(xiàn)在，碎片化的現(xiàn)象卻愈演愈烈了，許多人越來越傾向于不要體系，拋棄所有框架，而把歷史等同于神話，把寫歷史看成講故事。歷史學受到后現(xiàn)代主義的巨大沖擊，變得越來越碎片化。后現(xiàn)代主義的基本特征就是解構(gòu)，它解構(gòu)一切。歷史學正遭遇后現(xiàn)代主義，它的體系正在被解構(gòu)。這就是歷史學正在面臨的重大危機。

說到這里，必須回答什么是體系? 這當然是一個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問題，關(guān)于“體系”的理解顯然很多。我認為歷史學的 “體系”就是在歷史學研究中確認一個思維框架，把研究放在這個框架里進行。思維框架當然和歷史研究的理念相聯(lián)系，因此必定有某些理論的指導。如此回答也許太簡單，但我認為是有道理的。就體系而言，框架是關(guān)鍵，框架的邊界就是理論。就具體研究工作而言，題目不在于大小，而在于有沒有框架：一個很小的題目也可以“以小見大”，關(guān)鍵在于有沒有體系。沒有體系、沒有框架，再大的題目也只是碎片。所謂碎片化，并不是說題目小，而是不存在理論框架。小題目也可以做出大歷史; 相反，很大的題目，無數(shù)的史料，一百萬、兩百萬字的篇幅甚至更多，也可能寫出一大堆碎片。所以，題目不分大小，篇幅不分多少，關(guān)鍵在于有沒有體系。

現(xiàn)在有很多研究生論文就存在這個缺點：沒有體系，沒有框架，只是一批史料的堆積。如果這只是寫作技巧或處理不到位的問題，那還情有可原。但現(xiàn)在很多人其實從思想深處就反對體系，認為史學研究不需要體系，甚至應該有意識地擺脫任何體系。盡管出現(xiàn)這種思想傾向是有原因的，但歷史學研究確實不可能沒有體系，因為體系是客觀的要求，是歷史學研究的本質(zhì)特征之一；離開了體系，歷史學研究便無從下手。

由此說到大眾史學問題，它和體系問題有關(guān)聯(lián)。葛劍雄先生近期發(fā)表一篇文章 《大眾史學未嘗不可以碎片化》。我覺得他的提法不是沒有道理，因為通過大眾史學這樣一種傳播方式，讓更多的人了解歷史，了解各種歷史知識，提升全民的歷史知識水平，確實非常重要。但大眾傳播畢竟不是系統(tǒng)學習，于是就很容易出現(xiàn) “碎片化”，也就是一般民眾得到的歷史知識很零碎，難以形成整體的歷史觀。

現(xiàn)在，在中國國內(nèi)，歷史學已經(jīng)從谷底慢慢升起，從冰點升溫，越來越熱，對于專業(yè)史學工作者來說，這是一個可喜的現(xiàn)象，是一件振奮人心的事。但需要指出的是：作為專業(yè)的史學工作者，不僅要向大眾傳播歷史的知識，也要向大眾傳播歷史的價值理念。而歷史的價值理念是什么？它體現(xiàn)在體系中。專業(yè)的史學工作者在向大眾傳播歷史知識的同時，尤其要注重傳播歷史的價值和歷史的理念，否則，大眾史學就會變成全民娛樂。現(xiàn)在，很多東西都變成全民娛樂了，各領域都出現(xiàn)娛樂化現(xiàn)象。一旦大眾史學也成為全民娛樂，變成了飯后茶余的消遣對象，那么大眾史學也就變成笑料了，變成了“戲說乾隆”。所以，專業(yè)史學工作者應該引領大眾史學的方向，從史學研究的本質(zhì)特征出發(fā)，注重傳播歷史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