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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敵不過人情

說到這里就不得不談臺灣的人情與法治社會的排斥、難以融合。臺灣表面上按照西方的標準實現(xiàn)了司法獨立，但政治上的直接干預雖然沒有了，看不見而又無處不在的人情影響卻更加突出。上文提到的“關說案”（身為國民黨員的王金平卻為涉案的民進黨人擺平司法）、王金平創(chuàng)造的“政黨協(xié)商”以及他最終能打贏官司，都是人情因素超越司法。臺灣社會也都一致認為是王金平的人情打敗了馬英九的正義。

以我在九合一觀選時的切身感受，臺灣社會運作的基礎仍然是人情。媒體上討論的是“情理法”，最有名的特產(chǎn)鳳梨酥，其包裝盒上強調的不是口味，而是濃濃的人情味！企業(yè)、政府、公營部門、私營部門，人情和彈性隨處可見（可見觀選文章《臺灣教我鉆空子》）。

這里讓我感觸比較深的是，西方理論都講只有民主才有法治。但在臺灣，民主不但未能強化法治，反而強化了人情，強化了對法律的不尊重。

根據(jù)全球的民主實踐，賄選一般發(fā)生在貧窮國家和地區(qū)，唯獨臺灣是一個例外。原因自然是人情。這也是為什么，2009年五都選舉時，陳致中在父親陳水扁入獄、母親病重的時候居然去嫖妓，媒體披露后他拒不認賬，并訴諸法律，聲稱一旦敗訴就放棄地方議員選舉。然而敗訴后他又食言改稱：將以選舉勝利證明自己的清白。如此無人格、無操守、無底線的一個候選人，竟然最終以最高票當選。原因很簡單，他所在的區(qū)，大都是他父親的鐵桿支持者。

簡單說就是，在西方要想有選票，需要政黨支持、金錢支持和政策設計，但在臺灣，尤其是地方選舉，更需要的是人情。既然人情至上，法治自然要讓位。所以在臺灣民主政治體制下，出現(xiàn)了許多荒唐事：比如地方議員不議政，而是熱衷于參加選區(qū)百姓的紅白喜事和處理糾紛。再比如，八八水災時，警察奉命和依照法律疏散百姓。但不少百姓或許有僥幸心理，或許不忍心棄家而紛紛拒不配合。由于選舉將近，地方首腦不敢惹怒選民，只好聽之任之——萬一風災沒有那么嚴重，還怎么選？結果竟是一場空前的災難，死傷慘重?？墒沁^去兩蔣威權時代，百姓是不敢公然抗法。僅就這件事而言，威權時代，百姓（不得不）守法，也因此免受災害。民主時代，百姓可以公然抗法，也因此陷入滅頂之災。中國人一向是信奉黑貓白貓結果論的，哪種制度更值得肯定，是不難做出判斷的。我們總不能說，寧要民主時代的不守法和滅頂之災，也不要威權時代的守法和免受災害。

這一次太陽花學運，明明是公然違法，卻得到臺灣社會相當多的支持。愿因就在于，大家在情理上站在學生一邊，以此表達對國民黨和民進黨的失望與不滿。直到今天，如何評論太陽花學運，臺灣社會仍然嚴重分裂。臺灣大學竟然把第一屆“利他獎”頒發(fā)給了學運領導人陳為廷。甚至許多政治學、法學界學者都力挺這場違法運動，美其名曰“公民不服從運動”。

其實，在西方原來的意義上，或者說西方自己的定義中，“公民不服從運動”是指在非民主國家里，由于缺乏有效的法律和民主渠道來表達意見，而不得不采取或者故意以違法行動來表達意見。然而，臺灣已經(jīng)自認是一個民主社會，現(xiàn)在卻竟然發(fā)生“公民不服從運動”，這是對臺灣民主多大的諷刺。當然從理論上較真是一回事，從現(xiàn)實層面講，還是由于在一個“情理”重于“法”的社會，發(fā)生太陽花運動是很自然的事，從中也可以感觸到臺灣的法治程度究竟有多高。

“反服貿(mào)”的背后是“馬王斗”

經(jīng)濟成了最后一棵稻草

最后其實也是更重要的一個因素是經(jīng)濟?？陀^來講，從全球大視野來看，臺灣經(jīng)濟還是不錯的，雖然沒有多么明顯的進步，但至少沒有像法國一樣明顯的在衰退，甚至在許多領域都開始出現(xiàn)第三世界化的跡象。但對于普通百姓而言，顯然不會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現(xiàn)實問題。臺灣十多年來物價一直上漲，但工資卻停步不前，其購買力縮水感明顯。另一個令民眾不滿的原因是相對剝奪感。鴻海集團總裁郭臺銘，他交的稅竟然比大學教授都要少。原因雖然是臺灣對高科技企業(yè)的減稅等優(yōu)惠措施，有其合理因素，但最終結果卻有強烈的不公平感。這同樣也是民眾憤怒的原因。

應該說，當面對如此之多重大的內外挑戰(zhàn)之際，迫切需要一位能夠帶領臺灣前行的杰出領導人。然而，連續(xù)幾位民選領導人都令臺灣人民失望至極。馬英九曾批評陳水扁只有18%的支持率，根本不配當“總統(tǒng)”。結果他上臺之后，支持率竟然連10%都不到。

客觀而言，大眾普選制度在常態(tài)下選出的領導人都相對平庸是規(guī)律。因為能力并不是對候選人最重要的要求，有沒有足夠的政治職業(yè)歷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形象、口才、性別、種族、宗教信仰以及前任執(zhí)政黨是否得人心。法國的奧朗德誰都知道沒有能力，但選民實在厭惡薩科奇，于是就把票投向奧朗德。結果很快就人人后悔，奧朗德的支持率也創(chuàng)造了第五共和的最低奇跡。只是法國人民付出的代價還要持續(xù)五年。

更重要的是，在民主制度下，即使偶爾選出一位優(yōu)秀的領導人，但在體制的束縛下，也難以有作為。陳水扁雖然貪腐，但并非無能之輩，他任臺北市長時表現(xiàn)也很優(yōu)異。但成為“總統(tǒng)”之后，面對朝小野大的局面，第一任期一事無成，第二任期干脆專心腐敗。法國的希拉克第一任期也想對法國進行改革，結果在反對黨的強烈反對和民眾大規(guī)模走向街頭的壓力下，只好當了十二年的和事佬——其實那個時候進行改革實在已經(jīng)是法國最后的機會。等到全球經(jīng)濟危機沖至眼前，各方面條件更加惡化，老百姓忍受的能力遠遜十年以前。只是民主太任性，誰可奈何？而美國民主制度的表現(xiàn)，直接令提出“歷史終結論”的福山大為失望，而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觀點。

總之在民主制度下，要么選不出優(yōu)秀的領導人，要么選出來，也由于強大的體制束縛，而難以改變什么。當然，危機到了一定時刻，也不排除產(chǎn)生一位強大領導人的可能，比如法國的戴高樂總統(tǒng)就在國家處于失控狀態(tài)（軍事政變、財政破產(chǎn)、全國罷工）下復出，對體制進行大幅度變革。以法國為鑒，臺灣只有在危機達到相當危急的程度時，才有可能選出一位能夠足已改變體制的強勢領導人。只是臺灣已經(jīng)不可能復制戴高樂模式了，不過幸運的是它還有另一個出路：與大陸統(tǒng)一。以大陸的經(jīng)濟體量，統(tǒng)一后要拉臺灣經(jīng)濟不過是舉手之勞。

太陽花學運雖然產(chǎn)生了驚人的效果，但卻絲毫無法解決臺灣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只是讓之更為凸現(xiàn)。2016年“大選”無論花落誰家，都不過是馬英九或者陳水扁的翻版，甚至更差，這是臺灣制度和文化所決定的。太陽花雖然很美，但帶給臺灣的卻只是落日夕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