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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這次“修例風波”，香港“黑衣人”成功地顛覆和破壞了香港所有的核心價值，使得香港不再成為一個包容天下英才的地方。尤其是香港這一次漸漸開始失去中央的戰(zhàn)略信任，開始失去內地人對香港夢玫瑰色的想象和依賴，開始失去內地資本以及精英人才進入香港、建設香港的意愿。當一個地方遠離人才、缺乏吸引力、缺乏包容性，法制也開始喪失權威的時候，我覺得它走向衰落的所有條件就開始具備了。

而這些黑衣暴徒所期望的通過運動投機性地尋求移民的夢想，我覺得也不會實現。首先他們去臺灣已經碰壁了，其次美國涉港法案里盡管說要接納這些暴徒，但是以美國現在反移民的整體政策，以美國這樣一種本土主義的政治正確、白人至上的新種族主義，美國只會口惠而實不至，最終最多只會吸納極少部分政治上有再利用價值的恐怖分子，決不會兜底保護所有暴徒。

那么這些在香港犯下刑事罪行，流竄到美國的大批青年暴徒，他們對美國社會是一個很嚴重的負擔，因為他們無一技之長，在香港社會都是失敗者，在美國社會更會是失敗者，美國社會絕對不會要這樣的人，這些人最終也會為自己輕率的、魯莽的，同時在法律上已經違法的行為，付出人生代價和法律代價。而整個香港社會被破壞的這些價值和影響力，也會成為所有生活在香港的人，成為整個香港社會共同承受的代價。

有的時候社會在歷史演變發(fā)展當中，確實會有一些偶然的、非理性的集體行為，最終也是由整個社會來買單。但關鍵是要痛定思痛，要引起香港社會真正反思自己錯在哪里？自己誤解了什么？對自己的身份和命運尋找一條正確的路徑，這樣才能做到運動后的良性重建。

觀察者網：要實現香港的良性重建，特區(qū)政府需要哪些結構性的改變，中央政府可以給予什么樣的支持？

田飛龍：我們發(fā)現這次運動沖擊最嚴重的是基本法上奠定的行政主導體制。本來行政主導體制是要以特首為核心構建起來的，但回歸以來行政主導體制就一直受到“四座大山”的擠壓，第一是立法會的惡意“拉布”，第二是能動主義的司法復核，第三是保守不作為的常任公務員體系，第四是不斷激進化的社會運動，使得行政主導在執(zhí)行基本法，推進“一國兩制”實踐，推進融入國家戰(zhàn)略方面一直作為有限。

這一次“修例風波”其實是釋放出一個信號，就是中央對特首的支持，對特區(qū)管治團隊的重建要負有更大的責任，所以我們在十九屆四中全會里講到，要完善特別行政區(qū)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實際上我們也看到了行政主導缺乏制度性的原因，也有團隊本身管治風格、管治能力以及管治壓力方面的原因。所以我覺得未來在遴選特首及其他管治團隊主要負責人的時候，我覺得中央可能會有更多的實質性介入，幫助特區(qū)政府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管治團隊，承擔起管治責任。

因為即便未來非建制派在選舉中有了更多的議席，可是香港作為一個自治體，更多的管治責任還是落在政府身上，意味著很多政策落在3司13局身上，局長跟副局長搭配如何？他們推行政策的能力怎么樣？他們在香港社會當中認受性如何？他們的忠誠度如何？這些年中央政府對特區(qū)主要官員有關注，但實質性介入不多，我覺得將來中央會組建更強有力的管治團隊，并且要對他們進行監(jiān)督問責，這些可能也都會制度化、程序化。同時在特區(qū)政府的日常管治當中，我覺得不能簡單靠派錢去贖買社會的諒解，而是要找到問題，對癥下藥，既要做好民生的工作，也要做好發(fā)展的工作。

政府要用政策的方式來激勵發(fā)展動能，鼓勵不同階層人士創(chuàng)業(yè)，靠自己的力量來增加財富，增強香港社會的競爭力，也就是說特區(qū)政府在民生之外，還要注重利用地緣性經濟戰(zhàn)略、經濟機會，幫助香港各階層專業(yè)人士，幫助香港青年走出去，使他們獲得更大發(fā)展。這樣香港社會才能有一種新的獅子山精神，愛拼就會贏，才能有新的欣欣向榮的競爭發(fā)展心態(tài)。如果特區(qū)政府在危機之下只考慮怎么樣去派糖，只考慮怎么樣去搞好福利，只考慮怎么樣去安撫那些示威者，我覺得并沒有尋找到香港政治社會重建的要害。

用發(fā)展來解決問題，用與國家戰(zhàn)略相銜接的方式，推動香港專業(yè)人士和青年人北上，獲取更大的發(fā)展機會，讓他們重新理解自己的利益構成和身份認同。民生或者說福利安撫，改良香港的社會保障體系，只是一種安撫和緩和政策，不應該成為“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常態(tài)。福利制度是一個必要的部分，但是香港不能北歐化，否則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會喪失它基本的競爭力。

觀察者網：作為媒體，我們一直關注和報道香港“修例風波”，同時也真切感受到了內地和香港民眾彼此處于一個相互不理解，甚至不能夠溝通的局面。您怎么看兩地的輿論對立？未來在香港和內地的民心互通上，我們應該怎么做？

田飛龍：“一國兩制”本身是擱置爭議，是共同發(fā)展，是去冷戰(zhàn)化，是小平時代做出的改革開放總體戰(zhàn)略的一部分，是在一個主權秩序下釋放充分的善意，讓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和平發(fā)展。

現在兩地有這么大的積怨，是因為有人挑起了冷戰(zhàn)的議題，有人價值觀先行，把意識形態(tài)作為隔斷深圳河兩岸、兩制互動聯(lián)系的冰冷屏障，使得“一國兩制”的整合力、生命力受到了一定的威脅。所以兩地的中國人應該客觀正確地認識各自遇到的問題，尤其是香港自身遇到的問題，找到正確的原因。因為現在香港人對自身困境有一個錯誤理解，這個錯誤理解當然是被教育、媒體還有西方勢力所誤導的，要把他們綁上冷戰(zhàn)的戰(zhàn)車，所以我們需要冷靜下來，共同研究，找出真正的病因和問題所在。比如剛才我講的通過獨立檢討委員會，檢討出香港社會矛盾的十大問題，然后中央特區(qū)政府跟香港社會共同找到方法，共同解決這十大問題。

我覺得這才是香港社會重建的正確道路。香港社會的激進運動，是把原因找錯了，是有人誤導他們，我們要對沖這種誤導，讓人們理性地看到自己真正的利益所在。在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在中央政府幫助香港社會重建的負責任實踐中，這種怨氣會被消解。

香港經過殖民統(tǒng)治，總有些驕傲的感覺，與內地之間有一種不平等的心理關系，對自身與西方、與國家之間關系有偏頗理解。經過這次風波以及風波后的重建，會得到很好的反思和重構。這個過程可能短期內不能完成，但是我們要有耐心對待香港，就把它看做一個調皮的孩子或者一個發(fā)燒的病人，我們要有耐心去診斷他的體格，他的身體機能，找出真正的病因所在，對癥下藥，對癥施治，共同努力在“一國兩制”之下去建立一個新的香港，這個新的香港是和“一國兩制”，和所有香港人真正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要有充分的耐心。

而且某種意義上來說，“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劫數是難以回避的。因為155年的殖民歷史，英美在香港冷戰(zhàn)式的嚴密布局，而回歸僅有22年，我們對資本主義社會整套的文化和治理體系，從不熟悉到一點點開始學習，在學習當中斗爭，總有一個對沖平衡的周期。

我覺得通過這次香港危機，國家治理能力對資本主義世界的認識，對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的認識，都大大深化了，這都有利于增進我們關于全球治理的系統(tǒng)性知識，讓我們了解到資本主義的優(yōu)勢和缺陷。我們以后在“一帶一路”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當中，面對更加復雜的外部環(huán)境，保護我們輸出的利益，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會遇到甚至更激烈的挑戰(zhàn)，正好通過香港的治理，把香港作為一個練兵場，積累我們將來全球治理的知識和經驗。

新時代我們是要走出去的，我們的戰(zhàn)略是將民族復興跟人類命運共同體相結合。無論是中華民族天下大同的道德期許，還是馬克思國際主義的理想，都要求我們將世界跟中國自身緊密的聯(lián)系，建立一個在倫理道德上同構的和諧世界。這就要求我們要建立對外部世界不同性質文明跟治理體系的知識。你只有理解他、懂他、知道他的長處跟短處，你才能夠非常好地與他溝通，并且?guī)椭鉀Q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以任何危機都是刺激我們增加知識、增加見識、擴展視野以及提升治理能力的非常好的契機，香港2019年“修例風波”，同樣也是一次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大契機，就看我們怎么樣利用好這一次機遇來重構“一國兩制”，將“一國兩制”塑造為適合新時代、適合國家整體發(fā)展戰(zhàn)略的制度架構。

永遠能從危機當中看到希望，這是中國成功的關鍵，也是中國共產黨不斷學習進步，領導中國人民建設現代化，走向世界的真正秘密所在。中國共產黨是一個非常理性的學習型政黨，是最具有包容性的政黨，她不是用冷戰(zhàn)的思維來看世界，這一點就使得她的世界觀、哲學格調要高于西方冷戰(zhàn)派，高于西方的冷戰(zhàn)思維。

如果對方以冷戰(zhàn)的方式看我們，而我們以非冷戰(zhàn)的方式來包容它、學習它，我覺得最終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還有中國文明本身會具有更遠大的前途，甚至可以成為21世紀新一輪全球化和全球秩序的真正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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