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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當哈里發(fā)

1924年哈里發(fā)制度的終結，對于穆斯林來說，代表著伊斯蘭世界“中心”不復存在，因此不少穆斯林精英都試圖恢復“哈里發(fā)制度”。一方面，一些當時的阿拉伯世界領導人，希望能夠將自己封為“哈里發(fā)”，因為在很多穆斯林學者尤其是阿拉伯學者看來，伊斯蘭教就是由阿拉伯人創(chuàng)立，而伊斯蘭教的“黃金時期”就是阿拉伯人擔任哈里發(fā)時期，因此在近代阿拉伯民族主義興起之后，一些阿拉伯政治精英們就躍躍欲試爭取成為“哈里發(fā)”。

最先付諸行動的是自詡為阿拉伯世界領導人、“圣城”麥加大埃米爾和謝里夫的侯賽因·伊本·阿里（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領導漢志地區(qū)阿拉伯人反抗奧斯曼帝國的阿拉伯領袖），他在1924年土耳其廢除哈里發(fā)制度后不久，即宣布自己為哈里發(fā)。但是侯賽因的“自封”并不為廣大穆斯林所承認，尤其是當內志地區(qū)的沙特家族攻陷了麥加之后，侯賽因的宗教權威大大降低，這場鬧劇也就草草收場。

侯賽因·伊本·阿里

當時埃及的法魯克國王，以及興起的沙特王室，都也有希望成為“哈里發(fā)”。但是法魯克國王在埃及國內的合法性一直岌岌可危，很多埃及精英將其視為英國在埃及的代理人；而沙特開國君主伊本·沙特則小心翼翼周旋于周圍的大國勢力，對于宣布自己為哈里發(fā)并不感興趣。因此“自上而下”的恢復“哈里發(fā)”的努力也就未能成功。

另一方面，很多民間的穆斯林精英開始發(fā)起了“自下而上”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希望恢復“哈里發(fā)”制度。這其中最有影響的無疑是1928年在埃及建立的“穆斯林兄弟會”?！澳滤沽中值軙眲?chuàng)立人哈?！ぐ嗉{創(chuàng)立組織的初衷，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當時很多篤信伊斯蘭教的穆斯林的心理：哈里發(fā)制度沒有了，伊斯蘭世界缺少了一個核心。因此“自上而下”的政治努力無法恢復哈里發(fā)制度，那么穆斯林精英們只有通過“自下而上”的努力，來捍衛(wèi)伊斯蘭教，力圖串聯(lián)穆斯林世界，建立未來的“伊斯蘭大同世界”。

這種愿望，在隨后近百年的時間內吸引了無數(shù)的穆斯林學者和精英。而通過“自下而上”的努力，實現(xiàn)“伊斯蘭大同世界”，除了包括“穆斯林兄弟會”所倡導的“漸進的”“教育的”方式，還包括一些極端分子所倡導的“激進的”“暴力的”方式，這其中就包括很多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家，如拉希德·里達、賽義德·庫特卜，以及包括“伊斯蘭解放黨”、“基地組織”乃至如今的“伊斯蘭國”等組織。

應當指出的是，對于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來說，“伊斯蘭大同世界”來串聯(lián)全世界所有穆斯林，以一個超越所有國籍、種族、民族和文化的“穆斯林”身份來統(tǒng)領世界，一直是一個非常具有誘惑力的議題。甚至中國“回族文學”的代表人、當代作家張承志也在前往麥加朝圣后，心潮澎湃的寫出了“你降臨吧，新的英特那雄納爾——新的國際主義！”這樣的語句。所以對于伊斯蘭世界來說，恢復“哈里發(fā)”為代表的超越國家邊界、統(tǒng)領所有穆斯林的政治實體，是及其具有誘惑力的政治設想。

日薄西山

進入21世紀以來，伊斯蘭極端主義的組織和思想進一步發(fā)展完備，而國際經(jīng)濟發(fā)展不平等所帶來的穆斯林世界危機感不斷發(fā)酵，很多阿拉伯人都將認為伊斯蘭世界正在遭受著來自于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入侵。與此同時，阿拉伯世界高生育率所帶來的年輕化，以及經(jīng)濟發(fā)展遲緩所造成的社會失業(yè)率高、腐敗率高等問題，也滋生了伊斯蘭極端主義。

當冷戰(zhàn)中“泛阿拉伯主義”所代表的世俗主義事實上無法解決諸多政治社會議題而喪失合法性之后，伊斯蘭極端主義不斷抬頭，并且利用網(wǎng)絡時代的便利串聯(lián)起世界范圍內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聲浪。巴格達迪宣布自己是“哈里發(fā)”，宣布自己建立新的“伊斯蘭國”，也就處處模擬在伊斯蘭教“黃金歷史”上的創(chuàng)教早期，希望以此作為自己“合法性”的重要依據(jù)。

所以作為伊斯蘭世界重要文明中心的伊拉克被“異教徒”美國占領之后，思想上的“伊斯蘭世界被欺凌”，加上現(xiàn)實中伊拉克尤其是西部遜尼派在政治和社會發(fā)展中被邊緣化，促使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想能夠吸引大批年輕人。而且當那些移居歐洲的阿拉伯精英第二代和第三代后裔成長且感受到來自于所在國社會的種種文化和社會壁壘，也就易于通過伊斯蘭極端主義來尋求自我身份的庇護。

當“伊斯蘭國”在伊拉克開始興起，我們看到來自于幾乎世界范圍內的穆斯林極端分子，如潮水般通過各種途徑涌入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占領區(qū)。這種思想動力，不僅僅是出自于極端主義穆斯林年輕人“探險”和“賺取金錢”的動力，更是一種出自于伊斯蘭教對于建立一個“伊斯蘭大同世界”的心理沖動的體現(xiàn)，這不僅是伊斯蘭極端教義的要求，也反映出這些極端分子希望通過“圣戰(zhàn)”來實現(xiàn)自己作為穆斯林的價值，更體現(xiàn)出伊斯蘭教“超越國界”“政教合一”的終結理念。

作為一個以伊斯蘭教早期為榜樣的極端組織，失去了伊斯蘭文化的中心區(qū)域伊拉克和敘利亞，而前往其他“邊緣”區(qū)域如巴基斯坦、阿富汗、利比亞等地小范圍的存在，通過偶爾的恐怖襲擊來顯示肌肉，實際上將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合法性”從“哈里發(fā)國家”降格為了等同于“基地組織”這樣的“埃米爾國”。

巴格達迪被擊斃后，盡管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內部可以通過傳統(tǒng)的“大議事會”等形式推選出新的“哈里發(fā)”，但是鑒于“伊斯蘭國”分支機構幾乎無法安排統(tǒng)一的代表會議，因此新的“哈里發(fā)”人選很可能會帶來極端組織“伊斯蘭國”內部的分裂。因此，日薄西山且逐漸喪失魅力，似乎將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不可避免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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