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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張維為教授與日裔美籍學者弗朗西斯·福山的那場“世紀之辯”，已經成為中西方學者就“中國模式VS西方模式”進行正面話語交鋒的一個經典。6年過去了，究竟誰的預測與判斷更準確呢？是時候回頭做個“中期評估”了。

2017年6月12日，觀天下講壇特邀當年辯論的主角張維為教授，與大家一起重溫激辯風云，暢談中國構建話語自信的重要性?；顒赢斕旃灿嬍畮准颐襟w出席，逾百名觀眾慕名前來，報告廳賓客滿座，氣氛十分熱烈?，F(xiàn)將張教授發(fā)言整理成文，以饗讀者。】

謝謝大家在繁忙的周一，冒著雨來到這個會場，今天我們一起來回望一下六年前我與福山的那場辯論。我想這么多朋友愿意到這兒來，恐怕主要不是因為我有多大的影響力，而是當時我與福山辯論的一些問題，今天仍然有著特別的意義。

2011年6月，也就是六年前的這個時候，美籍日裔學者福山先生應《文匯報》和上海春秋研究院的邀請，與我進行了一場很有意義的辯論。這個辯論網上有視頻，中英文的文字記錄在2011年當年就發(fā)表了。應該說這場辯論已經成了中、西方學者就中國模式和西方模式進行正面話語交鋒的一個經典，產生了相當?shù)膰H影響。這場辯論涉及了一系列最尖銳的政治問題，如民主還是專制、法治還是人治、壞皇帝問題以及小布什問題等。我覺得這個辯論的影響還會持續(xù)，因為它所涉及的問題還會長期地影響我們這個世界。

福山先生是西方著名的自由派學者，其著作《歷史的終結及最后之人》讓他一舉成名。他的基本觀點很簡單：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代表了人類歷史的最高階段，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終結了。蘇聯(lián)的解體和東歐的崩潰似乎印證了他的觀點。辯論主辦方本來請他來談“國際秩序中新興國家的作用”。但那天他抵達上海文新大廈的貴賓休息室時，對大家說“我今天想談談中國模式”，這讓大家感到有點驚訝。因為福山對中國模式有多少研究，大家并不熟悉。

這些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西方話語的滲透無孔不入，特別是政治學、經濟學、新聞學、法學等。在與福山先生辯論前，我也看了一些中國學者與他的對話，恕我直言，那不是對話，而是“匯報工作”。我們那些學者關心的是中國哪一天才能達到美國民主和法治水平。這種甘當西方學術打工者和搬運工的弱者心態(tài)使許多西方學者來到中國如入“無人之境”，就像美軍入侵伊拉克那樣，所向披靡，在任何問題上都被看作是專家，觀點被廣泛轉載和引用。

但我從來沒有向西方學者“匯報工作”的習慣，我對在場的文匯報負責人輕輕地說了一句，給他一點中國震撼吧。當然，辯論當天我們雙方都保持了禮貌和克制，我對福山先生也很尊重，但雙方觀點分歧很大，辯論很激烈。

最近，我在吉林衛(wèi)視做了一個系列節(jié)目，叫《維為道來》，其中有一集專門談我與福山的那場辯論，但只有20分鐘，我羅列了當時辯論的十個主要問題，并一一作了簡單的點評，最近就要播出了，感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今天時間相對充裕，所以我想換一個角度，著重談談我與福山當時對一系列重大問題的判斷和預測。

當時我們在五個大問題上做了某種預測，現(xiàn)在六年過去了，時間不算長，也不算短，讓我們做個“中期評估”吧。我們一起回望一下，究竟誰的預測更靠譜。我自己對做學問的要求是經得起實踐的檢驗，經得起歷史的檢驗。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第一個預測是關于阿拉伯之春與中國的。大家知道阿拉伯之春是2010年12月爆發(fā)的，然后整個2011年全年，從突尼斯到埃及，再到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等等，席卷了整個中東北非，可以說是如火如荼。當時福山從他的理論推導，認為中國也可能經歷阿拉伯之春，因為中產階級的崛起，必然尋求自由民主，這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我認為不可能，并以埃及為例，做了一些判斷預測。下面我放一段當時辯論的視頻。

“至于中東最近出現(xiàn)的動亂體現(xiàn)人們好像要自由，而我覺得最關鍵的問題，是那個地方的經濟出現(xiàn)了大問題，我去過開羅，去過4次。20年前跟上海的距離大概是5年，現(xiàn)在比上海落后40年，一半的年輕人沒有就業(yè)，不造反行嗎？而且我自己對中東的了解使我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千萬不要太高興，這會給美國的利益會帶來很多的問題?，F(xiàn)在叫中東的春天，我看不久就要變成中東的冬天。嚴格講那個地區(qū)還沒有成熟到中國的辛亥革命時期，所以路漫漫。出現(xiàn)什么樣的問題什么樣的結局我們會看到的?！?/span>

后來我查了一下，我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明確預測“阿拉伯之春”將變成“阿拉伯之冬”的學者。我們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是國家高端智庫，有人問我國家高端智庫的標準是什么，我說那你要看中央有關文件，但我個人體會有一條重要的要求就是要能提出前瞻性的、一錘定音的建言，“阿拉伯之春”變成“阿拉伯之冬”就是這種一錘定音的建言。

為什么我的預測比福山更準一些？因為我相信中國人講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相信鄧小平講的“聽過槍聲和沒有聽過槍聲的士兵，是完全不一樣的”。只要你相信實事求是，就一定會得到同樣的結論。那就是政治研究一定要有實地考察，要接地氣，了解一個地方的政治文化。

我去過四次埃及，在普通埃及人的家里都住過。我知道，在埃及乃至中東任何一個國家如果真的實行一人一票，那么選上來的一定是伊斯蘭政權，這樣的政權是好是壞，我不想就此進行任何價值評判，但是迄今為止，伊斯蘭政權還沒有成功找到實現(xiàn)國家現(xiàn)代化的道路。

我們去年到歐盟進行智庫交流，今天歐洲最頭疼的問題就是上百萬中東難民。我說，如果你們當初能夠聽取像我們這樣中國學者對“阿拉伯之春”的判斷，也許就可以避免這場危機，但現(xiàn)在為時已晚。我們在英國時候跟他們講，你們完全可以反思一下，究竟自己犯了什么錯誤，這個危機跟你們自己有什么關系？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我們去年12月和德國學者進行人權對話，他們說中國應該幫助歐洲解決中東難民問題，我說，可以的，但有一個條件，歐洲必須首先承認錯誤，承認自己干預別國內政，支持阿拉伯之春是錯的，否則你們還會犯同樣的錯誤，那結果可能不是一個敘利亞，還會有三、五個敘利亞。這就是中國的話語，我們非常坦然地跟他們談這些問題。

第二個預測是關于美國的政治制度。其實福山到中國來，他的態(tài)度還比較謙虛，因為美國金融危機帶來了很殘酷的負面影響，所以他也知道美國民主制度出現(xiàn)了很多問題，但他還是堅持這是一個非常成熟的制度，可以糾正自己的問題。而我則認為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前工業(yè)革命時期的產物，美國的政治改革比中國更為迫切。如果美國不進行實質性的政治改革，今后選出的總統(tǒng)可能還不如小布什。

實際上，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挺喜歡小布什，也挺喜歡特朗普，原因就不多說了，但關鍵是多數(shù)美國人的感受不一樣。

不久前在北京參加一帶一路峰會，碰到一位美國智庫的學者，他說特朗普是我們的恥辱啊，他會說“習主席是個好人，他跟我談朝鮮問題，談了十分鐘我懂了”。你想一想，如果你們的國家主席說，“美國總統(tǒng)是個好人，他給我談古巴問題，談了十分鐘，我懂了”，你們會是什么感受？

他還說，你看特朗普和澳大利亞總理通電話，把電話機扔了。在眾目睽睽之下，不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握手。他還要退出190個國家參加的巴黎氣候協(xié)議，這會激怒全世界。結果全世界幾乎所有國家，包括許多美國的盟友，都在向中國靠攏。我倒是比較同意美國前總統(tǒng)拜登的說法：“唐納德，趕快長大呀！”（Donald, please grow 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