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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很欣賞英國政治哲學家埃德蒙·伯克，他的觀點一貫是任何制度的變更一定要從自己的傳統(tǒng)來延伸而來。我自己覺得，為什么我們尊重自己的文化，核心是文化底蘊的背后是智慧。智慧不等于知識。我們今天的知識比起過去不知道增加了多少倍，我們今天小學生的知識可能都超過了孔子超過了蘇格拉底，但是智慧并沒有增長多少。我想我有一個善意的建議——但福山教授不會接受：您講的現(xiàn)代政治秩序的三個要素——國家、問責制和法治，恐怕上面還要加上一個‘某種智慧’。

比如說我觀察美國，美國打了這么多仗，從戰(zhàn)術上來講，是贏的，但從戰(zhàn)略上講幾乎都沒有贏，實際上某種程度上是智慧的問題。越南戰(zhàn)爭是這樣，阿富汗戰(zhàn)爭是這樣，伊拉克戰(zhàn)爭也是這樣，還有其他的戰(zhàn)爭，所以我覺得恐怕要更多地強調(diào)一些智慧的原因。

不久前我去德國講課，一個德國經(jīng)濟學家跟我講了一段故事，說最近默克爾總理問他，為什么德國沒有世界一流的經(jīng)濟學家，沒有諾貝爾經(jīng)濟學獎獲得者？德國的經(jīng)濟學家說：總理呀，你不要擔心，有一流的經(jīng)濟學家，就不會有一流的經(jīng)濟了。換句話說是經(jīng)濟學出了問題，出了很大的問題。在西方產(chǎn)生的社會科學中，我自己覺得經(jīng)濟學可能是相對而言更接近一點真理的科學，因為它最接近自然科學，什么都可以用數(shù)學模式來表示。坦率地講，我覺得西方延伸出很多的社會科學，如政治學，跟經(jīng)濟學相比恐怕離真理更遠，所以我們要大膽地探索話語的創(chuàng)新，這點我跟福山教授是一樣的，他現(xiàn)在也在沖破傳統(tǒng)的西方政治學的范圍，從他這本新書就可以看到，他是用人類學、社會學、經(jīng)濟學、考古學等等綜合地來探討。我覺得這種努力很值得肯定，我也非常尊重，盡管一些觀點我不完全同意。

當然我自己也好，我認識的朋友也好，我們想做的事情是走得更加遠一點，我們確實是在質(zhì)疑整個西方的話語體系。我們覺得在這樣的努力中，我們并不是要證明我們怎么好，西方怎么差，也不是希望西方證明他怎么好，我們怎么差。我是覺得我們需要有一種人類社會的努力來解決現(xiàn)在世界面臨的巨大挑戰(zhàn)，從消除貧困問題，到文明沖突問題，到氣候變化問題，到城市化帶來的弊病等等新的問題。西方的智慧確實不夠用了，東方的智慧應該作出自己的貢獻?！?/span>

我這番講話中有兩點，請大家特別注意。

第一點，我說中國文化是八大菜系文化，美國文化是麥當勞文化，兩者是完全不一樣的。他不可能征服你，而是你要想辦法收編它。這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文化自信。麥當勞文化有其長處，如標準化制作、統(tǒng)一的中央廚房、明亮歡快的色彩等，但麥當勞文化就是麥當勞文化，它的深度、廣度和厚度是無法和八大菜系比擬的。中國是一個文明型國家，它是世界上連續(xù)時間最長的古老文明與一個超大型現(xiàn)代國家的結合。我最近推出的《文明型國家》就是全面論述這個觀點的。

中國任何一個成功之處，包括中國模式的主要特點，后面都有數(shù)千年文化的積淀，同時又借鑒了其他文明的長處，所以它一定是超越西方模式的。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有其特別的規(guī)模效應，今天的中國事實上正在重新界定什么是現(xiàn)代化，什么是現(xiàn)代性，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良政，就像觀察者網(wǎng)正在重新界定什么是一流的時政網(wǎng)站。

第二點，福山先生認為現(xiàn)代政治秩序需要三個要素——國家、問責制和法治，我建議他再加上“某種智慧”。如果說今天他來問我，“某種智慧”指什么，我大概會這樣說：在21世紀的政治制度競爭大概主要看這么三點，這也是我對中國模式的一種總結。

一是看你這個國家有沒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政治力量。如果這個國家有這樣的力量，勝出的可能就比較大，如果沒有，走衰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坦率地說，中國有，而美國已經(jīng)沒有了。

二是看你能否既發(fā)揮好市場的作用，也發(fā)揮好政府的作用，使市場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經(jīng)濟才能真正成功。單靠市場經(jīng)濟，或單靠政府的作用，都無法真正成功。

三是看一個國家是否有足夠的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在21世紀所面臨整合能力和改革能力的挑戰(zhàn)，沒有這樣的能力，你的社會將是分裂的，你的體制將是僵化的。世界各個國家都需要改革，而真正能夠推動改革的國家好像只有中國和為數(shù)不多的幾個國家。

正是基于以上三點的比較，我更看好中國模式。

張教授為獲獎讀者贈送親筆簽名新書《文明型國家》

最后，我再談談我個人對福山的評價。他的優(yōu)點和不足都很明顯。

先說優(yōu)點。首先，在西方自由主義學者中，他的心態(tài)更為開放，更加愿意聽取不同的意見。他現(xiàn)在幾乎每年都到中國來，對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功，多次作過高度的評價。他私下也講過，他之所以經(jīng)常來中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提出“歷史終結論”的時候，沒有預料到中國的崛起，他想了解究竟是什么原因帶來了中國的崛起。在這方面，他比我們國內(nèi)很多自由主義學者要強得多。

第二，他也在努力突破西方政治學，特別是戰(zhàn)后形成的西方政治學過于專業(yè)化的局限，努力推動跨學科的綜合性政治研究。他《政治秩序的起源》就涵蓋了歷史學、考古學、社會學、人類學等諸多領域。這代表了社會科學未來發(fā)展的方向。中國研究，或者叫中國學，也應這樣去做，非綜合，非跨界的研究根本說不清中國道路。

第三，福山原來是新保守主義陣營的大將，但他明確反對伊拉克戰(zhàn)爭，并因此而宣布與新保守主義陣營分道揚鑣。當然，他這種立場也源于他的認知，他反對龐大的社會改造工程，認為那才是保守主義的核心原則。在這一點上，他既是有見地的，也是有原則的。

不過，他的不足也很明顯。首先，他還是無法擺脫西方中心論的影響，特別是黑格爾的線性歷史觀，還有黑格爾的西方自由與東方專制論，實際上當年中國學者嚴復就批評黑格爾，認為這種理論導致了西方對非西方國家的奴役。

第二，他缺少中國人講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精神，他喜歡理論推演，這本身不壞，也是學者都要下功夫做的事情，但中國人說“知行合一”，一定要接地氣，否則會犯常識性的錯誤，比如他說中東之春，背后是龐大的崛起的中產(chǎn)階級，這些國家哪里有什么龐大的中產(chǎn)階級。對于政治學研究來說，沒有實地考察的基本功，沒有對真實世界的整體把握，很難提出可以指導實踐的理論。

第三，他缺少對“歷史大勢”的準確把握，他比一般的西方政治學者高明很多，他關注到中國的崛起，并且在不同的場合贊揚中國奇跡，這和國內(nèi)公知全然否定中國的一切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但他還是邁不出這一步，就是世界正在迅速地進入后美國時代、后西方時代，而中國的全面崛起是世界進入后美國時代、后西方時代的一個主要標志，代表了世界發(fā)展的“歷史大勢”。

我今天就講這些，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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