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堪薩斯大學社會學博士，現(xiàn)任教于臺灣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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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夜行貨車》：戰(zhàn)斗與導引
作者將文本放置在大的語境下分析，更是聯(lián)系收到此小說集的其他小說，聯(lián)系陳映真的同類型其他小說以及雜文，進行互文、對照分析,從而體會到作者陳映真那時在多方危機（感）之下的的高度焦慮，以及他在這個高度焦慮下的介入企圖與以文學為手段導引現(xiàn)實的希望與善意。[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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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世界的“左眼”
我自2009年初，一頭栽進閱讀與寫作陳映真的狀態(tài)中，并一發(fā)不可收拾。試問：除了陳映真，還有誰，像他一樣，在這過去半世紀以來，意向明確且執(zhí)著向前地將文學創(chuàng)作持續(xù)不斷地置放于大的歷史脈絡(luò)之下，疼痛地碰撞著時代的大問題，不懈地求索文學與歷史之間深刻的內(nèi)在關(guān)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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飄?一曲臺灣短工業(yè)化時代的哀歌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臺灣，被趙剛教授稱為“短工業(yè)化年代”。關(guān)于它的描述，趙剛沒有借重冰冷的數(shù)字與圖表，而是以臺灣作家楊渡的家族故事為個案，活生生地再現(xiàn)了“小人物在時代的快速旋轉(zhuǎn)中，在社會的坑坑洼洼中，顛撲沖撞的線條痕跡”。楊渡一家的故事，也是臺灣的故事，更是現(xiàn)代中國的故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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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確幸”何以外貌平和內(nèi)在戾氣？
既然玩資本主義發(fā)展玩不過對岸，那咱就不玩了，我們只玩我們能玩的游戲，即“綠色”路線、“文明”路線、“文化經(jīng)濟”路線”。于是，在某一方面而言頗具“民國風”的“歲月靜好”的心理狀態(tài)，成為了臺灣的一種外貌平和內(nèi)在戾氣的主流文化想象。[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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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運過后，臺灣依舊風雨飄搖
學運精英所鼓動出來的蔑中、恐中、仇中，已經(jīng)逾越了對于政權(quán)的批判，而進入到歧視性極為強烈的種族主義與文明主義了。太陽花學運基本完成了以青年為主的各種社會運動，被臺獨意識形態(tài)的收編，大眾已經(jīng)“被沉默”了。[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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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的貧困：評龍應(yīng)臺評太陽花
吾人應(yīng)嚴厲質(zhì)疑那些僅僅是揣著一個明確的是非善惡框架（或普世價值），跑到街頭給學生“授課”的教授們。教育者自己其實更需要教育。學生如果又真的歡迎且需要這些其實需要被教育的教授的教育，那又意味著什么呢？如果今天的學運展現(xiàn)了思想薄弱的狀態(tài)，那教授學者們是至少要負七分責任，而學生自己也應(yīng)承擔三分責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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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運背后的思想黑洞
這場學運將要把臺灣引向何方，沒人知道。它是臺灣社會一直沒有解決日本殖民、國共內(nèi)戰(zhàn)、白色恐怖、兩岸分斷，以及特定的民主化路徑這些歷史遺留的周期展現(xiàn)。但如果放任種族主義的歧視話語飆漲，而整天猶自滿于“多元”或是“公民社會”，我們這個社會是否也太偽善了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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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聯(lián)盟”是個什么東西
龍應(yīng)臺們呼吁的所謂滬穗港臺“南方聯(lián)盟”，不過是在倒賣臺灣的廉價民主。反核運動就是一場新民主運動？也許他們自己對所販賣的內(nèi)容也并無興趣，對臺灣的反核運動又怎能提供反思與批評？無論有沒有林志玲、陳綺貞、陳升的參與，這就是知識的懶惰，他們想把這個快過期的貨色倒賣給可能正有需求的香港社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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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剛：一個“邏輯的-理論的”批判
在日本的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意識型態(tài)、民族國家體系，以及以現(xiàn)代合理性為基礎(chǔ)的高度治理能力之下的殖民，和在頹敗的古老帝國的清朝統(tǒng)而不治之下，在人口巨幅成長之下，在耕地極度不足之下，而進行的維生的、“自發(fā)性”的流亡與遷徙的民眾行動，可以并為一談嗎？[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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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剛：“新右派”出現(xiàn)在臺灣地平線上了
當代新右派耽溺于一種道德美學及其某種悲愴性，以“民族”為歷史主體、歌頌沒有內(nèi)容的但又很英雄性的“自由”、欲望“危險地活著”、把死亡美學化道德化。一言以蔽之，將政治大美學化，在美學中尋找一種從古代奧秘地流傳下來的“道德意義”。[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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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反核電成為政治正確
反核電變成了一種不需要付出代價的既漂亮又干凈的選擇，這和吃有機食物一樣干凈漂亮。但是，當人們笑話某老董呼吁用國貨但卻一身進口名牌為矛盾時，人們是否也應(yīng)該笑話自己在反核電這個議題上的虛偽與廉價呢？[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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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保釣座談：民間東亞與美國霸權(quán)
歷史不是抽空的，是內(nèi)在于這個區(qū)域的，歷史也不是完全或必然相對主義的，必然要面對難堪、丑陋與暴力，而且應(yīng)有辨認“加害者”與“被害者”的責任設(shè)想，這才是對民間立場的真正尊重。把東亞視為一個多元的公共領(lǐng)域，事實上是一個去歷史的外在立場，甚至可說是一個“美國立場”，是美國的軍事共構(gòu)的一部份。更進一步說，東亞海洋爭執(zhí)的最大背景是全球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展現(xiàn)。這個霸權(quán)體制為了要抒解它的危機，經(jīng)常要將它的內(nèi)部危機外部化，進行國與國的沖突。知識分子要以最大的熱情想像一個新秩序，要超越現(xiàn)存的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思想的霸權(quán)格局。[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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