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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由于當下互聯(lián)網時代政治動員的邏輯，更多的新興政客、新興意見領袖站在親巴勒斯坦或反對以色列及其背后資本的一方。這與親以色列資本對輿情的掌控力最強的70至90年代有了根本的不同。

政治勢力難以操控或者沒有全力操控輿情，也與西方的選舉政治有關。

西方政客競選的邏輯是在進行競選時必須獲得比對手更多的選票才能勝出。因此，政客通過媒體對目標選民宣傳自己的政策、承諾為選民爭取利益是競選的核心事務。在互聯(lián)網自媒體時代興起之前，一般的政客無法針對種族或傳統(tǒng)社會的邊緣人群（如LGBTQ）進行精準的宣傳。政客們只能依賴傳統(tǒng)的大型媒體進行宣傳。

由于非精準的傳統(tǒng)廣告是其主要收入來源，傳統(tǒng)的大型商業(yè)媒體（電視，報紙等）往往都針對西方社會占比最大的中產階級進行運營。因此，不同黨派、持不同政見的政客的共同特征是圍繞中產階級來制定主要政策。維護中產階級、爭取中產階級或者至少不得罪中產階級，成為了西方政客的共識。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傳統(tǒng)媒體的“黃金時代”也是西方中產階級人群占比最為龐大的時代。

在互聯(lián)網自媒體時代，對于用戶來說，平臺的使用是免費的，不同的種族、社群、少數(shù)邊緣群體獲得了屬于自己的免費的媒體、交流社群和發(fā)聲平臺。大眾民主時代奉行幾乎無門檻的一人一票制度。選票成本就從底層邏輯上促進了認同政治的興起（認同政治的興起還有其它原因，互聯(lián)網自媒體的興起只是其中一個原因）。相比于爭取相對更為理性、具有長期思維的中產階級，爭取傳統(tǒng)社會邊緣人群會更為高效。

一個政客要說服一群中產階級認同他在發(fā)展當?shù)亟洕系恼?，可能需要大量的準備和協(xié)調眾多商業(yè)資源。根據(jù)業(yè)內統(tǒng)計，在紐約這樣的核心城市，針對中產階級的國會議席選票成本可以高達上百美元一張。選票成本類似于國內互聯(lián)網從業(yè)者熟悉的獲客成本。區(qū)別在于，前者的宣傳目的是讓目標人群投票，后者的推廣目的是例如讓目標人群下載app并成為有效用戶。但一個政客爭取同性戀群體的支持，可能只需要公開表示支持通過關于同性戀可以自由選擇進出入男女廁所的法律即可。在種族維度上，只要尊重一個少數(shù)裔的習俗、宗教，甚至是按照少數(shù)裔的風格打扮，然后再為其爭取經濟上的福利、改善經濟狀況，政客就可以相對容易地俘獲這類選票。

因此，政客本身和參與政治、協(xié)助政客獲取選票和政治影響力的大量網絡輿情領袖，都會針對傳統(tǒng)社會邊緣族裔、邊緣人群大搞認同政治。國內很多人看來匪夷所思的美國“0元購”運動，其實就是政客們通過立法慷他人之慨、獲取邊緣人群選票的丑惡政治伎倆。

支持以色列的資本和政治精英缺乏這種新興的認同政治勢力的支持。

在傳統(tǒng)媒體時代，美國政客們爭取選票的基本盤是占全國7成人口比例的中產階級。這些中產階級更為敏感的是國內的稅收政策、商業(yè)環(huán)境、公共法令等；相對不敏感或者容易受傳統(tǒng)媒體操作認知的，是離他們較遠、相對普通民眾更具專業(yè)辨別門檻的海外外交政策。

親以色列的資本通過直接投資、捐贈、贊助等手段，憑借雄厚的財力，控制了主要的媒體、影視文化產業(yè)（例如好萊塢）、關鍵性的智庫，以及在民眾有著良好口碑的頂尖學術機構。通過這種控制，塑造了對以色列極為有利的大眾輿情環(huán)境。同時，親以色列資本通過游說、競選資金等手段直接支持政客的競選。

親以色列資本控制的知名影視文化產業(yè)——好萊塢

由于公共輿情對以色列有利，而猶太資本的財力在美國幾乎沒有其它團體能出其右，因此，在這套運作模式趨于成熟的70年代起至互聯(lián)網自媒體時代興起前，政客們幾乎不約而同地會選擇推行有利于以色列的政策。這種策略對政客來說，經濟資源收益極大，對公眾的政治負擔極小。

正如剛才所分析的，互聯(lián)網自媒體時代，政客們和參與政治的意見領袖們開始大搞認同政治，同時，輿情也不再由極少數(shù)大型媒體所掌控，而是讓位給了大眾自媒體。對于要爭取穆斯林少數(shù)裔，和反以色列的相關少數(shù)裔或邊緣人群（由于猶太人的商業(yè)地位和行事風格，他們長期被處于經濟上劣勢的邊緣群體所仇視）的意見領袖和政客來說，支持以色列和其背后的資本不僅不再是政治負擔極小，反而是可以摧毀其政治資本的行為。

因此，雖然政客們因為忌憚親以色列資本的財力，沒有做出不利于以色列的行為；而大量的網絡意見領袖，尤其純粹憑借社交媒體興起的新興的中小意見領袖，卻因為要保持其認同政治下的影響力，開始力挺巴勒斯坦，或者旗幟鮮明地反對以色列。

綜上所述，在本次輿情戰(zhàn)中，支持以色列的資本在信息源的數(shù)量和信任度上都輸給了親巴勒斯坦和反以色列的輿情勢力，因此，以色列在本輪的輿情戰(zhàn)中完全沒有了傳統(tǒng)傳媒時代的輿情掌控力。

值得注意的是，親以色列的資本在本次輿情戰(zhàn)失利的情況下所做出的反應。近日很多媒體都在報道，美國猶太億萬富豪巴里·斯特恩利希特（Barry Sternlicht）正在號召進行反哈馬斯媒體戰(zhàn)。斯特恩利希特利用自己的人脈，在向眾多猶太富豪籌款，預計籌集資金將達到5000萬美元。另一位猶太富豪也在以自己的方式進行輿情反擊。著名對沖基金經理、億萬富豪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提出讓哈佛大學公開參與親巴勒斯坦學生組織成員的名單，并表示要對這類學生不錄用，隨后一眾親以色列的富豪都附和了這一提議。

這些反擊的思維和手法，依然停留在傳統(tǒng)媒體時代的輿情戰(zhàn)范疇。有證據(jù)表明，這類手段的效果會適得其反，即便是長期和親以色列資本關系密切的美國前財政部長勞倫斯·亨利·薩默斯，也公開呼吁各方保持冷靜，委婉表達了對阿克曼等猶太富豪的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