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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第一代領導人對于西方的文化霸權其實不是特別重視，比如塞內(nèi)加爾的國父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1906.10-2001.12）還獲得了法蘭西院士的稱號，用法語寫詩。而今天非洲知識界對西方文化霸權有越來越強的意識，他們會討論什么是非洲的哲學，“哲學”這個概念能不能夠描述非洲的思想，就好像我們在探索中國思想獨立性的時候也會思考中國有沒有哲學。

在非洲，抵抗殖民者文化霸權的知識傳統(tǒng)可以追溯到坦桑尼亞和尼日利亞70年代形成的新馬克思主義學派，或者叫非洲的新史學。在巴黎1968學生運動的浪潮下，大批歐洲左翼知識分子前往非洲，和非洲左翼思想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兩大知識陣地，一個是坦桑尼亞的達累斯薩拉姆大學，另一個是尼日利亞的伊巴丹大學和艾菲大學。

非洲新史學核心的問題意識是，關于非洲的知識是從哪里來的？其中最重要的書之一是1988年剛果（金）哲學家姆丁貝的《發(fā)明非洲：真知、哲學與知識之序》（Invention of Africa:Gnosis,Philosophy,and the Order of Knowledge），他利用福柯的譜系學方法，批判“非洲”本身就是西方制造的產(chǎn)物，對于非洲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的解釋是一種殖民者的意識形態(tài)所構(gòu)造出來的東西。

今天風行的像“城市改名”這樣的運動，并不觸及實際的去殖民化的目標，更像是一種政治話語。因為它并不觸動任何經(jīng)濟結(jié)構(gòu)，作為一種象征性的文化運動，難以改變依附西方發(fā)展的實質(zhì)。

去殖民化與知識的錯位

ESSRA：知識的去殖民化是全球南方國家都要面對的主題，這就尤其需要相互溝通和理解。過去幾年，您在國內(nèi)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翻譯、推介當代非洲作家小說，推動全球南方國家的知識分子跨越西方的知識媒介，直接地相互閱讀和理解。從您的經(jīng)驗出發(fā)，您覺得當前中非知識分子應該如何溝通？有哪些經(jīng)驗和教訓？

蔣暉：我之前幾年生活在南非，后來移居開羅。南非的人文知識分子固然西化得較厲害，可當我到了埃及之后，發(fā)現(xiàn)埃及知識分子的這種傾向更加嚴重。整個非洲人文知識界對于中國的了解、對于中國的研究都有所欠缺。但另一方面，中非經(jīng)貿(mào)合作又發(fā)展得很快，像中?！ぬ┻_蘇伊士經(jīng)貿(mào)合作區(qū)這樣的項目在埃及有很大的影響力。

這樣的錯位，主要是因為非洲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知識結(jié)構(gòu)是由殖民時代西方的知識體系所塑造的。南非的學者基本上是通過閱讀西方的文獻來理解中國，因此他們對中國的認識就深受西方的影響。

而在埃及，就拿文學研究來說，愛因·夏姆斯大學從1956年開始就有中文系，80年代之后甚至開始培養(yǎng)碩士、博士，有比較好的漢學傳統(tǒng)。盡管如此，埃及知識界整體對于中國依然沒有很大的興趣，西方意識形態(tài)對他們的影響依然很深。

當然，隨著越來越多非洲人到中國來學習，這個問題應該會有所改善。尤其是像坦桑尼亞這樣在歷史上就與中國有深厚友誼的國家。在坦桑尼亞，學習中文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熱門的選擇，很多孩子希望能夠來到中國。因此我想這也是一個代際的問題，年輕的知識精英會對中國越來越感興趣，也有越來越多的機會能夠直接接觸中國。

2022年4月19日，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大學孔子學院的學生們在聯(lián)合國漢語日慶祝活動上展示中國書法。新華社

中國這一邊，翻譯界本身已經(jīng)做出了很多貢獻，翻譯了很多好的非洲作品。不過，我們現(xiàn)在的翻譯工作很大程度上是根據(jù)市場的需求來的，這和1960-80年代的翻譯工作已經(jīng)有了很大的不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坦桑尼亞裔英國小說家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的作品，因為諾貝爾獎本身代表了市場的銷量保障，所以他的作品很快能夠在中國出版面世。

但是，我們必須明確意識到，作為文學商品的非洲文學，和真正的非洲文學是有很大不同的。容易在西方發(fā)表和流通的作品，要么圍繞西方所關心的性別、LGBT問題，要么就是符合西方價值觀的作品。這些作品比較容易在西方有影響力的出版社出版，也就很容易進入到文學獎的評價系統(tǒng)當中。

此外，整個西方關于非洲文學的生產(chǎn)和認識，都是由離散在歐美的非洲作家和知識界組成的，這些符合西方審美的非洲作品跟非洲真實的生活之間有很大的距離。但是在這些作品之外，存在著大量市場不感興趣的、卻對于我們認識非洲有很大意義的文學作品。因此，我認為完全市場導向的、商品化的非洲文學翻譯，是不能夠建立起一個全方位的對全球南方文學的認識的。

我們今天理解的“全球南方文學”，都是商品化的全球南方文學。全球南方文學作品的生產(chǎn)、流通、接受、消費，要么借助西方大資本的運作，要么滿足本國民族市場的興趣，于是商品化的邏輯控制著我們對全球南方文學的基本理解和認識。學者的研究如果對市場的局限性、資本的危害性沒有反思，就不能理解真正的非洲文學，不能把握它的整體面貌。不過，學者的研究和知識生產(chǎn)又處于新自由主義的支配邏輯里，批判性的思想和方法也很難在這個體系當中生存。這種困境是全球南方文學和文學批評的一個普遍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