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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皓琰】

近年來，在西方左翼學界和中國政治經濟學界，關于新帝國主義的討論是一個熱點，而對于殖民政策的再認識則是其中的重要內容。

殖民體系往往被認為是帝國主義的必要組成部分，但是在上世紀90年代后，由于民族解放運動的繁盛、國際輿論的影響、擴張成本的提升等因素，當代帝國主義很少再使用以軍國主義為主要方式的殖民政策。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帝國主義放棄了對殖民地的掠奪，而是開始將掠奪的范圍從現實領土轉向隱蔽性更強的虛擬空間。

在世界范圍內的數字化浪潮中，數字殖民逐漸成為了當代帝國主義推行殖民政策的主要方式。而中國企業(yè)字節(jié)跳動旗下的TikTok之所以被白宮封殺、施壓，除了特朗普企圖借此煽動反華情緒爭取選票外，很大程度上也因為TikTok“逆流而上”，在美國社交領域攻城略地，甚至出現趕超社交傳統(tǒng)巨頭Facebook、Twitter之勢，引發(fā)了美國政府的“小人之心”——擔憂美國被中國“反殖民”。

一、數字殖民的核心方式

在數字化時代，數字空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很多國家都曾將網絡列為必須爭奪的戰(zhàn)略要地。在數字空間中，網絡權力結構是影響國家競爭的一個關鍵因素。于是，為了推行網絡霸權，當代帝國主義基于數字資源及技術領域的不平等，采取了一種全新的、更具隱蔽性的壓迫與掠奪方式，即數字殖民。

數字殖民的核心不再是武力征服，而是將數字空間作為新型的殖民地形態(tài)，利用數字技術進行意識形態(tài)演變，制造出服務于資本需要的網絡族群，從而在數字空間中形成帶有傾向性的群體性力量。當然，制造族群的關鍵，便是控制和掠奪網絡受眾的注意力。

具體而言，有以下幾種主要的方式。

（一）平臺壟斷

自20世紀70年代赫伯特·席勒、鮑依巴瑞等學者提出“媒介帝國主義”后，西方左翼學者一直在持續(xù)關注發(fā)達國家利用大眾傳媒操控信息流動的現象。媒介是公眾接受信息的主渠道，因此主導了大眾傳媒便可以主導公眾的注意力。

媒介的形式隨著技術發(fā)展不斷演化，從書籍、報刊到廣播，再到今天的互聯(lián)網平臺，覆蓋面積愈發(fā)廣闊，資本的力量也逐漸向平臺企業(yè)轉移。當帝國主義實現了平臺壟斷，無論公眾的注意力如何轉換，只要開始接受信息，就難逃帝國主義的管控范圍。

美國是進行平臺壟斷最為典型的國家。

美國是互聯(lián)網的發(fā)源地，在互聯(lián)網行業(yè)的發(fā)展上有著絕對的先動優(yōu)勢和技術優(yōu)勢。美國擁有世界上絕大多數的域名根服務器，管理著全世界網站的地址目錄，這相當于控制了數字空間中的封疆大權[1]。同時，美國的各大數字巨頭還掌握著Windows、iOS、安卓等世界領先的底層操作系統(tǒng)，這便使美國的平臺企業(yè)在打入他國市場時存在著顯著的優(yōu)勢。

21世紀的前20年，美國各領域的平臺企業(yè)迅速席卷全球。根據視覺資本（Visualcapitalist）網站所做的2019全球百大網站流量調查，世界前十家訪問量最高的公司，美國獨占7家，一些巨頭譬如谷歌公司甚至幾乎在全球各國都具有頂級流量[2]。而無論在社交網絡、搜索引擎、視頻網站等哪個領域，除了中國的部分企業(yè)外，美國在行業(yè)內鮮有敵手，已經形成了明顯的壟斷局面。

再根據市根據互隨（Hootsuite）和我們擅長社交（We Are Social）在2019年發(fā)布的報告，全球每日平均上網時間已高達近7個小時[3]，這說明全球用戶的大量注意力都已集中在美國企業(yè)所打造出的平臺之上。

而在平臺上，信息流動的方式和內容都不是完全自由的。

一方面，平臺決定著信息流動的方式。每個平臺都擁有著自身的語言風格、功能定位和目標追求，或簡約或全面，或文藝或奢華，它們就像一個個隱蔽的軟性組織，使得長期處于該平臺上的網民的交流方式、認知觀念等很容易在潛移默化間被平臺環(huán)境和價值目標所影響或同化。

另一方面，信息流動的內容也是可以被篩選的。數字資本家處在網絡權力結構的頂端，在信息的生產與傳播方面擁有著高于公眾的權限，信息是否公開、信息如何解釋、哪些信息要被頻繁推薦都會受到平臺的左右，這便為數字資本家蓄意地制造符合資本需要的各類網絡族群創(chuàng)造了極大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