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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對這件事印象也很深，在他的回憶中說：[11]高福源有相當強烈的抗日要求，我們待之如賓，同他多次談抗日救國的道理，談蔣介石不抵抗主義，利用“剿共”削弱東北軍，以致消滅東北軍。他認為我們抗日是真的，但他對共產(chǎn)黨抗日有許多疑問，我根據(jù)毛主席在瓦窯堡會議講話的精神，采取民主討論的方式，同他談了兩天一晚。

他談到張學良、王以哲等都要求抗日，東北軍要求打回東北去是普遍的，關鍵在張學良，如張能了解到紅軍的真實情況，在抗日問題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說你就回西安去做這件工作，什么時候去都可以。他說明早？我說好吧，歡送你。送給他200元，派騎兵把他送到王以哲軍防線以外。

高福源從瓦窯堡回到洛川，先見到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報告了他這次回來的目的，王以哲立即密電報告，張學良接到電報后非常重視，第二天就親自駕駛飛機從西安到洛川。高福源見到張學良后立正報告：我是紅軍派回來的，有許多事情要向副總司令報告。哪知話未說完，張學良就罵起來了，說你打了敗仗當了俘虜，竟有臉跑回來，還敢要我通匪，真是膽大包天，我把你槍斃了！

高福源沒想到是這樣，也豁出命來對張學良說：我要怕死就不會回來，但你作為總司令忘了國難家仇，卻在這里打內(nèi)戰(zhàn)，算什么英雄好漢？我們跟隨你打了多年紅軍，落得什么下場？如此下去，東北軍的前途不堪設想，你能問心無愧嗎？說得聲淚俱下，張學良立即改變態(tài)度，拉著高福源的手說：不要介意，剛才我是故意試試你的，你真有膽量，回來了很好。

其實在勞山、榆林橋、直羅鎮(zhèn)幾次打了敗仗之后，張學良已有聯(lián)絡共產(chǎn)黨的想法，他讓高福源坐在自己身邊細細介紹，之后讓他回瓦窯堡請紅軍代表正式會談。張學良還表示，讓他放心做這項工作，遇有不測，家屬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他和王以哲負責。

毛主席對高福源帶回的消息很重視，決定派李克農(nóng)去與張學良談判。毛主席親自擬定談判條件：一是全部軍隊停戰(zhàn)，全力抗日討蔣；二是目前各就原防互不攻擊，互派代表商定停戰(zhàn)辦法；三是提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lián)軍；四是請對方表示目前東北軍可能采取抗日討蔣最低限度的步驟（不論是積極的或消極的）等。還要李克農(nóng)帶上瓦窯堡會議政治決議案，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確定的方針政策，不是隨機而行的權宜之計。

當時紅軍正在圍困東北軍占領的甘泉，毛主席指示彭德懷不但要撤圍表示誠意，還要動員群眾去賣城內(nèi)缺乏的柴草。1936年1月19日李克農(nóng)赴洛川，毛主席20日又給他發(fā)電囑咐：要向對方表示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我方愿與東北軍聯(lián)合之誠意，務使進行之交涉克抵于成。還要他向張學良指出：東北軍如不在抗日反蔣基礎上求出路，則前途是很危險的。[12]同時要求暗示他們，如果誠意抗日反蔣，我們可以幫助其在西北建立穩(wěn)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lián)軍總司令可推張學良擔任等。[13]

李克農(nóng)同張學良談了3個小時，回來說東北軍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張者不乏其人，張學良對“剿共”態(tài)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復通商，愿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去甘肅、南京進行斡旋，大約需要兩周時間，如有成績，請彭德懷在延安或洛川見面，并可另外再約幾位中共領導人同來談話。應當說很有誠意，基本達成默契。

幾天后，毛主席、周恩來與彭德懷等紅軍將領，又公開發(fā)布《為紅軍愿意同東北軍聯(lián)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告訴他們：蔣介石不要東北軍打日本帝國主義，卻要東北軍打紅軍，因為紅軍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蔣介石國民黨賣國！他教日本歡喜，教東北軍受犧牲、受損失。蔣介石把東北軍調到最窮苦的陜甘兩省，這兩省較富庶的地方如甘南、陜南不肯給東北軍的。對東北軍官兵的薪餉，那里及得上蔣介石嫡系軍隊的一半？中國蘇維埃政府與工農(nóng)紅軍，愿意與任何抗日的武裝隊伍聯(lián)合起來，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lián)軍，去同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zhàn)，愿意首先同東北軍來共同實現(xiàn)這一主張。

這種公開宣告或許有兩種意義，一是進一步喚起東北軍廣大官兵的覺悟，形成強烈的不易改變的群體意志；二是掩蓋了更加隱秘的接觸，當你認為還處在喊話這個好似表面文章的階段時，實際上雙方已經(jīng)溝通得差不多了。

圖8

紅軍東征時，主力全部進入山西，最擔心的是張學良抄后路。在即將行動的前一天，毛主席與彭德懷致電王以哲并轉張學良說：貴軍與敝軍之聯(lián)合抗日號召全國，必為蔣介石等所深恨，制造謠言以中傷破壞兩方團結，實意中事。希望貴方不為奸人謠言所動，威利所屈，堅持聯(lián)合抗日之立場。為了保險起見，還特派李克農(nóng)到洛川去面談。東征渡河的第二天，又以訓令形式給李克農(nóng)明確談判策略，最根本的是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

東征第一階段取得勝利后，又致電李克農(nóng)通報東征戰(zhàn)況，還特意告訴李克農(nóng)一個重大情況：受宋慶齡、宋子文（蔣介石夫人宋美齡的姐姐和哥哥）委托，周繼吾（真名董健吾，中共秘密黨員，公開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律師）、張子華（中共上海中央局組織部秘書）到瓦窯堡，向中央?yún)R報與國民黨代表會商的情況，還講到蔣介石系陳果夫（長期黨管國民黨內(nèi)組織和黨務，并與弟弟陳立夫又稱CC系，一起創(chuàng)建中統(tǒng)特務機構，蔣宋孔陳，蔣家天下陳家黨）主張聯(lián)紅反日，曾擴情（著名大特務，黃埔系骨干將領，復興社發(fā)起者，后來被捕成為功德林監(jiān)獄戰(zhàn)犯）主張聯(lián)日反紅。

此外，孫科（孫中山長子，時任立法院長）、于右任（國民黨元老，時任監(jiān)察院院長）、張群（國民黨元老，外交部長）、馮玉祥（西北軍最高軍政首腦，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時任國民黨中常委）等均主張聯(lián)俄聯(lián)共，蔣介石亦有與紅軍妥協(xié)反日傾向。

把這個內(nèi)幕告訴張學良，產(chǎn)生的刺激作用可想而知。其實張學良已經(jīng)知道一些情況，他后來回憶說，董健吾他們兩個先到西安、后到陜北，路過西安時拿著南京政府財政部的公函要求赴陜北。他有懷疑，就對他們說，不說真實任務很難通過，反復盤問后，終于知道他們負有接洽任務。

張學良立即飛到南京，經(jīng)蔣介石證實確實負有使命。此時，毛主席又讓李克農(nóng)傳達這個信息，最終得到印證。正是這些事，使張學良下定決心，不僅更加確信聯(lián)共為大勢所趨，而且對蔣介石也再添不滿，你一面令東北軍在“剿共”戰(zhàn)爭中消耗，一面卻瞞著他這個代總司令去謀和，既然如此，他也主動謀求與共產(chǎn)黨妥協(xié)，于情于理無可非議。

西北“剿總”的代總司令是張學良，作戰(zhàn)主力也是張學良，楊虎城盡管是陜西省綏靖公署主任，已經(jīng)不負責這方面的事情了，他不是嫡系，處處受蔣系排擠，忍氣吞聲。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的紅軍，敢于公開對蔣介石亮劍，而且戰(zhàn)斗力和生命力極強，這也是他們不能不佩服的。楊虎城通過地下黨渠道向我黨表明，自己一貫都是革命的，贊同中共的抗日救國主張，可以維持原防，互不侵犯，并與我建立了電臺聯(lián)系。

三是采取打拉結合的辦法，在斗爭中促進和實現(xiàn)聯(lián)合。

對方并不是鐵板一塊，事情也有波折。紅軍西征期間，張學良到南京開會去了，蔣介石趁機命令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以3個騎兵師配合中央軍夾擊紅軍，表現(xiàn)得很囂張。我們與張學良有承諾互不攻擊，他來進攻怎么辦？是忍讓還是打擊？打了會不會影響和破壞已經(jīng)形成的合作關系？

毛主席給彭德懷發(fā)電說，對何柱國指揮“進剿”的全部東北軍，消滅其一部不會妨礙大局，反而有利于大局。以斗爭求團結才是正道，如果處處退讓妥協(xié)，最后一定是團結和聯(lián)合的滅亡，這是毛主席對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基本原則。

根據(jù)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紅軍隱蔽在七里營和豫旺城之間，一舉殲滅了何柱國1個團，繳獲戰(zhàn)馬600多匹。又根據(jù)毛主席的指示，對俘獲的人馬槍一律歸還，對所俘東北軍官兵教育后全部釋放。當時，何柱國率1個師和直屬隊駐固原城，1個師駐海原，我軍插駐其間使其互相隔離，還可進一步打下去。

此時，彭德懷親自給何柱國寫信，說明抗日救國的大道理，要他讓出海原和同心城，全部撤到固原城以南，不要擾亂我軍接援紅二四方面軍北上抗日，在他的軍隊移動時，我軍給予方便保證決不進攻。何開始不相信，后來我軍派代表與他談判達成協(xié)議，他就照辦了。結果與毛主席的判斷完全一致，打痛他之后才老實合作。

在紅軍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感召下，西征戰(zhàn)場上出現(xiàn)了一種奇觀。名義上是敵對雙方，實際上已經(jīng)成為要求共同抗日的朋友，白天碉堡林立兩軍對壘，晚上彼此共唱救亡歌曲，有的部隊之間還召開戰(zhàn)地聯(lián)歡會，唱《松花江上》《走，朋友，我們?yōu)榈飯蟪稹贰洞蚧乩霞胰ァ返?，歌聲此起彼伏。我黨抗日救國的主張和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方針，逐漸被東北軍廣大官兵理解和接受，為進一步合作打下了基礎。

可見，搞統(tǒng)一戰(zhàn)線并不是一廂情愿，一要有實力，二要有道理，三要有辦法，四要有原則。

有實力，才不至于被蔑視、被吃掉；

有道理，就是國家和民族大義，就是天理人心；

有辦法，就是通過精心設計、細致入微的操作，最終達到目的；

有原則，就是不能喪失自己的底線，要在斗爭中求聯(lián)合，不能怕。

[1]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第三卷，軍事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77頁。

[2]韋顯文等編寫：《國民革命軍發(fā)展序列》，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版，第43頁。

[3]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二十五軍戰(zhàn)史編審委員會：《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二十五軍戰(zhàn)史》，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167頁。

[4]楊奎松著：《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2頁。

[5]《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頁。

[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90頁。

[7]《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05頁。

[8]呂正操著：《冀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版，第3-5頁。

[9]楊奎松著：《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頁。源自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

[10]李力著《從秘密戰(zhàn)線走出的開國上將——懷念家父李克農(nóng)》，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4-52 頁。

[11]《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8-209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507頁。

[13]楊奎松著：《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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