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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郁翔越】

一騎紅塵妃子笑，“有”人知是荔枝來。

《長安的荔枝》故事發(fā)生在安史之亂當年，也就是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是唐朝乃至中國歷史的轉(zhuǎn)折點，任何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不會忽視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而善于吸取教訓的中國人對安史之亂起因的討論從未衰減。

雖然《長安的荔枝》主要講了一位職場“社畜”拼命上岸的故事，但也準確描摹了安史之亂起因的歷史場景；如果對這些信息有所把握，那么既能對安史之亂的前因后果有理性認識，又能體會作者謀篇布局的苦心。

不止一位李善德

《長安的荔枝》故事緣起，是一項看似不可能完成的非正式任務——將嶺南的鮮荔枝運到長安城。李善德只是從九品的上林署監(jiān)事，是芝麻官中的芝麻官，卻接到了當朝皇帝的敕令，差遣他去從事荔枝運輸工作。對于這種看起來不合常規(guī)的情節(jié)，作者馬伯庸解釋道：

這幾年以來，圣人最喜歡的就是跳開外衙署，派發(fā)各種臨時差遣。宮中冬日嫌冷了，便設一個木炭使；想要廣選美色入宮，便設一個花鳥使。甚至就在一年前，圣人忽然想吃平原郡的糖蟹了，隨手指設了一個糖蟹轉(zhuǎn)運使，京城為之哄傳。

這些使職都是臨時差遣，不入正式官序，可因為是直接給圣人辦事，下面無不凜然遵從。其中油水之豐厚，不言而喻。像衛(wèi)國公楊國忠，身上兼著四十多個使職，可以說是荷國之重。所以一旦有差遣派發(fā)下來，往往官吏們會搶破了頭。

這就解釋了李善德接下的臨時差遣的性質(zhì)。這個叫“荔枝使”的職務屬于使職范疇，油水豐厚，以至于后面李善德都懷疑韓洄“鼓勵自己仗勢欺人，做一個肆無忌憚的貪官”。

《長安的荔枝》劇照

使職，是一種差遣類職務，其特點是帶有“使”之頭銜的差遣。

中國古代的行政制度需要保持相對穩(wěn)定，但行政工作的需求卻每時每刻都在變化，所以皇帝根據(jù)行政工作的需要，在正常官僚體制之外設置差遣類職務，其中使職屬于臨時頭銜，通常沒有定額、沒有品級（但有少數(shù)使職有品級）。和兼職不同，大多數(shù)使職所承擔的工作以使職為準，只有少數(shù)還會兼有正式職務的職責。

學過中學歷史的朋友都知道，三省制中的“三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首長，最初就是差遣性質(zhì)的職務，后來才取代“三公”成為國家官僚體制中的正式職務。漢代各州刺史被稱為“使君”，最初也是一種使職性質(zhì)的臨時職務；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都督州軍事制度，也源于差遣使職制度。唐代使職差遣是由皇帝名義派出的。關于使職的職責權(quán)限，法律有明確的規(guī)定?！短坡墒枳h》卷二五云：

“若別制下問”，謂不緣曹司，特奉制敕，遣使就問。注云“無罪名謂之問”，謂問百姓疾苦，豐儉水旱之類。案者，謂風聞官人有罪，未有告言之狀，而奉制案問。推者，謂事發(fā)，遺推已有告言之者。

皇帝通過使職“別制下問”，實質(zhì)上就是解決日益增長的行政事務與相對穩(wěn)定的官僚體制之間的矛盾。最初，唐高宗和武則天針對繁重的行政事務，擴大了尚書省的規(guī)模。然而，受生產(chǎn)力水平的制約，中樞行政體系的擴大總有一定限度，即使吏部、兵部、戶部、刑部等部門員額有所增加，也難以應付當時官員選拔、邊疆戰(zhàn)事、財源擴張和酷吏政治的需求。

同時，面對地方行政出現(xiàn)的新問題，擴大地方官員額的方式同樣行不通。于是，使職差遣制度便在唐高宗武則天時期得到廣泛運用。使職差遣制度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為何又成了安史之亂爆發(fā)的一大誘因，受到小說中韓洄的警惕呢？

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使職差遣制度到唐玄宗時期就變了味。楊國忠憑借他在經(jīng)濟領域的特殊才能，以度支員外郎、郎中兼領四十余個使職，這本身就是不正?，F(xiàn)象。更何況，楊國忠并非公忠體國之徒，這四十多個使職每一個都能讓他撈到不少油水。

楊國忠 《長安的荔枝》

比如，楊國忠自天寶五載（746年）開始兼任的木炭使一職，其職責是向?qū)m中和長安城內(nèi)各官署每年供應至少十萬噸木炭，由于這一職務牽涉到對京兆、岐、隴三地軍政力量的統(tǒng)籌，再加上對關中地區(qū)水運的管理，因此哪怕只是為長安供應木炭的使職都有巨大權(quán)力和腐敗機會。

正如韓洄口中所說的天寶時期使職派遣制度之下的腐敗亂象：

圣人近年來喜歡設置各種差遣之職，因事而設，隨口指定，全然不顧朝廷官序。這些使臣的一應開銷，皆要從國庫支錢，卻只跟皇帝匯報，可以說是跳至三省六部之外，不在九寺五監(jiān)之中。結(jié)果是什么？度支無從計劃，藏署無從扼流，比部無從稽查，風憲無從督劾。我等只能眼睜睜看著各路使臣揣著國庫的錢，消失在灞橋之外。

當然，大部分擔任使職的官吏都不可能像楊國忠那樣權(quán)傾朝野，但使職派遣制度造成的漏洞足以讓李善德這種擔任使職的芝麻官發(fā)一筆小財。《長安的荔枝》中就展現(xiàn)了擔任使職的一個“妙處”：李善德在赴嶺南的路上管吃管住，所以上林署所謂的“驛使錢”和“出食錢”，其實是不必要的。但是使職又超脫于諸司流程之外，符璽局、上林署和戶部三者彼此并不聯(lián)通，在三個部門無法對賬的情況下，“驛使錢”和“出食錢”這兩項公款都能進入李善德的腰包。

唐代長安城/示意圖

天寶年間另一位權(quán)傾朝野的奸臣王鉷，也通過出任使職對唐朝各級政治生態(tài)造成重大破壞。

天寶年間，唐玄宗逐漸沉溺享樂，對能為宮廷斂財?shù)摹叭瞬拧庇辛藦娏业男枨螅蹉p就投其所好，用無數(shù)小人物的血淚鋪就自己升官發(fā)財?shù)那巴?。他通過擔任京和市和糴使、長春宮使、戶口色役使、京畿采訪使等使職得到唐玄宗和李林甫的賞識而發(fā)跡。王鉷擔任戶口色役使期間，恰好碰上唐玄宗下敕免除百姓一年的賦稅，于是王鉷上奏征收百姓的“腳錢”（運輸費），然后夸大數(shù)目，用這些運輸費購買體積小但價值高的貨物，這樣使百姓在“免稅”的情況下，反而承擔了比賦稅更嚴酷的剝削。

至于將各郡繳納貢物損耗進行折算后重復征收、讓本郡高等戶充任運送租（田租）庸（力役）的腳夫?qū)е缕鋬A家蕩產(chǎn)、向各郡縣額外征收成百上億的財物以滿足唐玄宗賞賜妃嬪的需求等等，對王鉷來說都是和風細雨的小場面。

王鉷身兼二十多個使職，架子自然是小不了，他的宅邸附近就是使院，其中文書堆積如山，辦理文書的小官請求他簽字，竟然幾天都找不到。和楊國忠相比，王鉷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

可見，天寶年間，以楊國忠、王鉷為代表的奸臣憑借他們身兼的使職所帶來的權(quán)力，肆無忌憚地破壞官場環(huán)境，對原本的一整套官僚制度造成極大損害。但是，這些使職是為皇帝辦事，必須得到皇帝授權(quán)，所以從使職差遣制度的“癌變”過程來看，天寶年間政治生態(tài)敗壞固然奸臣有責，但負主要責任的只能是唐玄宗本人。

唐高宗武則天時代的使職，尚且有明確的權(quán)力邊界，制度化運作也讓使職受到有效制約，并且統(tǒng)治者有控制一人身兼數(shù)十個使職的狀況出現(xiàn)，所以當時使職設立的主要目的，是在不盲目擴張官僚體制規(guī)模的前提下滿足現(xiàn)實行政需要，發(fā)揮的作用主要還是正向的。但在唐玄宗時期，相當一部分使職已成為皇帝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

使職繞過三省直接聽命于皇帝，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時也削弱了權(quán)力制衡機制，導致使職權(quán)力的膨脹和行政體制的紊亂，以及催生的嚴重腐敗。對民眾來說，使職造成“政出多門”的局面，頻繁發(fā)生重復收稅情況。行政體制的混亂，最終由群眾買單。

從李善德剛剛接到荔枝使一職時的欣喜來看，當時的官場“老油條”都知道使職的含金量。按理來說，這種肥差不可能落到明算科出身的芝麻官李善德身上，直到看到“鮮荔枝”三個大字，李善德才明白為什么他會成為荔枝使——別的使職可以賺錢，他的使職只能要命。

不過，唐玄宗似乎察覺不到濫用使職造成的不良后果。這個為了博取寵妃一笑而向李善德下達離譜命令的老年天子，面對一片大好的局勢，始終相信自己開創(chuàng)的盛世能一直延續(xù)下去。

自信的老舵手與脆弱的大船

對于安史之亂爆發(fā)前的唐玄宗來說，他的人生可謂“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

在祖母的統(tǒng)治下過了一段憋屈日子以后，唐玄宗憑借唐隆元年（710年）六月發(fā)生的宮廷政變登上政治舞臺，剛出道就處死不可一世的韋皇后與安樂公主，擁立父親相王李旦為皇帝。先天元年（712年），他從父親唐睿宗手中取得帝位；次年，在與姑姑太平公主的政治斗爭中取得勝利，最終殺死太平公主并消滅其黨羽。

1993年歷史劇《唐明皇》中的李隆基

截至安史之亂爆發(fā)，唐玄宗在位四十余年，創(chuàng)造了超越曾祖父唐太宗的盛世。因此，即便年事已高，他始終相信自己擁有的絕對掌控力，任何政治力量都只是在他掌心跳舞的小人。

但正如《長安的荔枝》中杜甫所言，唐玄宗雖是不世出的英主，可惜“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其創(chuàng)造盛世的成就和對自己政治掌控力的自信，此時已成為阻礙大唐前進的包袱，也讓他對盛世局面下的危機失去了判斷力。

四十余年間，行政班子已經(jīng)換了好幾批，但唐玄宗的統(tǒng)治依舊穩(wěn)固，這也是他極度自信的最大底氣。從上文所述濫用使職就能看出，他經(jīng)常跳過行政班底（也就是三?。┤蚊约盒湃蔚娜巳氖轮匾ぷ?，這種以絕對的“人治”代替“法治”的行徑，最終導致“小圈子”政治凌駕于官僚體制之上。而正是這種“小圈子”政治，培養(yǎng)出了玄宗朝盛世的終結(jié)者——安祿山。

安祿山的發(fā)跡，本就是玄宗時期選官用官制度被破壞的結(jié)果。先是安祿山打了敗仗，按律當斬，但唐玄宗違反原則赦免了他。后來李林甫專權(quán)，為防止出現(xiàn)權(quán)位競爭者，就慫恿唐玄宗任用蕃將；蕃將大多目不識丁，即使戰(zhàn)功傍身也無法入朝為相，這樣李林甫的地位就能一直穩(wěn)固下去。對于如何駕馭這幫蕃將，李林甫提出要“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資治通鑒》卷二百一十六），這一方法被唐玄宗采納。但其實，李林甫的建議的實質(zhì)就是以情感紐帶取代制度約束，以豢養(yǎng)家奴的方式任用國家官員。

于是，唐玄宗以個人感情為紐帶籠絡安祿山，在高官厚祿的物質(zhì)基礎上，還給予安祿山許多禮遇，其中一些明顯超出了君臣關系的邊界。安祿山認楊貴妃當干媽，可以自由出入后宮禁地，甚至與唐玄宗的妃嬪一起戲耍。唐玄宗自以為通過這種溺愛般的恩寵，就能籠絡安祿山，但這只是他的一廂情愿罷了。復旦大學教授韓昇對此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論述：

宮內(nèi)君臣的嬉戲胡鬧，唐玄宗以為獲得了安祿山的忠心，楊貴妃以為收了一個活寶般的養(yǎng)子，而安祿山心中卻徹底看輕了這對老夫少妻，他借著游戲伸手索求，就像嬰兒哭鬧要喝奶一般，實實在在把一個一個官職拿到手里，把軍需物資調(diào)往范陽，把耳目部署在京城，將朝中的風吹草動打探得一清二楚。安祿山和唐玄宗這對君臣，一個清醒，一個糊涂，一個用心，一個開心，各自玩著自己的把戲。

韓昇《盛唐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