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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顧林垚博士和許紀霖等四位老師的討論，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雙方之間的討論聚焦在“身份政治VS公民政治”的二元框架內，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關系是二者論爭的主軸。雙方的共同目標，是應對特朗普式的右翼民粹主義的威脅和挑戰(zhàn)。

但不同之處在于，許紀霖、劉擎兩位老師認為過分強調特殊性和差異的身份政治造成了族群撕裂與對抗，所以他們認為身份政治應該以同一性的政治文化為基礎。這事實上是要求回歸普遍主義的公民政治話語，用同一性的公民國家認同來替代或補充差異性的身份認同。而林垚博士則是在為強調差異性和特殊性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做辯護，指出了同一性的普遍主義話語的局限性。這是雙方爭論的底層框架和邏輯。

對于這兩種話語，筆者都不認同。自由主義局限于“國家/公民”的二元框架中，只強調公民所享有的無差別的政治和法律權利，而無視了不同群體在西方社會所面臨的現實結構性不平等。在這種公民政治的語境中，資本主義社會中現實存在的種族、性別、階級不平等，都在“機會均等”的詞句中被合理化了。它與其說是要解決問題，不如說是在遮蔽問題。

比如劉擎老師在論述過程中，雖然承認美國仍然存在著嚴重的種族歧視，但是他也引用了學者休斯（Coleman Hughes）的文章，對此次“黑命攸關”運動的前提產生了質疑，即“BLM運動的口號，依據對警察對黑人草菅人命的假設，但這個假設可能并不像運動參與者認定的那么可靠?！?

劉擎老師背后指向的觀點是明確的，即這次運動不應該被賦予太多的種族色彩，而應該成為一場以普遍主義的公民身份為基礎來反抗警察和國家暴力的斗爭。他引用休斯的話說：“美國本來可以發(fā)起一場針對警察濫殺行為的抗議運動，但因為這種不可靠的假設，運動被過度賦予了種族元素，加劇了族群間的矛盾?！?

由黑人弗洛伊斯之死引發(fā)的全美抗議，再次揭開這個國家的傷疤（攝影：JULIO CORTEZ，美聯社）

同時，當自由主義者提出要以公民國家認同來替代身份認同的時候，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是，這種公民國家認同的內核是什么？許紀霖老師提出：“身份政治需要一個必要的自我限制，那就是以不破壞政治文化的同一性為限度?！蹦敲矗@個同一性的政治文化是什么？誰來定義？在許紀霖老師的論述里，我們可以看到他所講的同一性政治文化就是美國自立國以來就形成的所謂“盎格魯--新教文化”，即“盎格魯·薩克遜獨特的新教文化傳統，鑄造了美國的立國精神，構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政治文化”。這種所謂的“盎格魯--新教”文化，并沒有把美國多元的移民文化或其他文化包含其中，事實上仍然是一種以白人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排他性價值觀?？梢钥闯?，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公民國家認同，是一種高度排他和虛偽的意識形態(tài)。它和特朗普式的“白人至上主義”并沒有實質的差別，只是相比于后者更加精致而已。

因此，在林垚博士兩篇文章中，對許紀霖、白擎兩位老師的批評是有道理的。我們需要面對黑人在當下所面臨的現實的結構性困境，而不是在反思身份政治的名義下解構黑人抗爭的合理性。但與此同時，這并不意味著不可以對身份政治提出反思。在特殊主義主導下的身份政治只會加劇不同族群之間的撕裂，把嵌入在一定社會經濟政治結構中的種族問題扭曲為單純的種族問題，從而陷入無休止的種族內戰(zhàn)中，在身份政治/反向身份政治的泥潭中掙扎。

在對身份政治這種特殊主義的反思中，真正需要回歸的不是普遍主義的公民話語，而是階級話語。對黑人的壓迫是嵌入在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中的，因此黑人的反抗運動也應該跳出身份政治的視野，和其他反資本主義運動有機地聯合起來，與其他一切被壓迫群體聯合起來，提出普遍主義的經濟/政治訴求，成為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樣黑人的反抗就不再是一個“少數”族群的運動，而是一個處于“多數”地位的被壓迫人民反抗“少數”剝削者的運動。這將會從根本上逆轉雙方的力量對比。

當然，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是一個“去革命化”和“去政治化”的世界，和革命浪潮風起云涌的60年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不能有太多不切實際的變革幻想。正如林垚博士所提到的，當下美國黑人確實面臨著很多白人社會及其他族群難以想象的生存困境。對于黑人來說，首先是要面對與掙脫黑人所面臨的“特殊”困境。但是，一旦黑人走上反抗斗爭的道路，就會發(fā)現自己所面臨的每一個障礙，都是嵌入在資本主義整體性的政治與經濟結構中的，它無法在身份政治那種特殊主義的話語框架中得以解決——比如在這次“弗洛伊德騷亂”中提出的廢除警察制度的要求。黑人從自身“特殊”地位提出的訴求，只有轉化為對資本主義的普遍主義反抗，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在近幾年的黑人反抗運動中，我們已經見證了很多把反種族主義的斗爭與反資本主義的斗爭有機結合在一起的行動。比如“黑命攸關”運動就展現出了一種激進姿態(tài)，它不僅將種族主義批判建構在對美國制度的整體性批判之上，而且“強調黑人社區(qū)的自主性，試圖為全球社會變革提供更進步的替代性方案”。他們不僅把黑人的特殊問題作為分析和行動的切入點，而且提出了很多普遍主義的目標與訴求，例如實行真實的全民醫(yī)療保險，實現工人在公立和私營機構的組織權，建立住房、食品等合作社，結束自然資源的私有化以及警察的去軍事化等。這樣的一些訴求，有可能會激發(fā)出白人底層群體的共鳴，實現被壓迫人民的普遍主義連接。

當然，長期盛行的身份政治話語對黑人反抗運動仍然有很深的影響。民主黨人也一直試圖以身份政治話語來實現對黑人反抗運動的馴服與收編，使這種反抗運動既可以為民主黨的競選目標服務，又不超出資本主義所能容忍的范圍。正因為如此，支持黑人反抗運動，不代表不可以批評身份政治的話語邏輯。如果說右翼民粹主義是黑人反抗運動的外部威脅的話，那么身份政治則代表著對這種運動的內部侵蝕。對身份政治的批評，并不一定像林垚博士所認為的那樣，會走向一個保守主義的方向；相反，只有跳出身份政治的邏輯，黑人反抗運動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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