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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讓我首先指出，目前已為中國知識界相當熟悉的柏林本人，并沒有因為他對“積極自由”理念的深刻檢討就走向否定法國大革命，更沒有因為他對“消極自由”的闡發(fā)就擁抱柏克的保守主義，恰恰相反，他把柏克列入反動者的行列，以致引起他的朋友們的質疑。但柏林回答：“我不能不感到自己同情法國大革命，也是在這程度上不能不對尊敬的柏克有某種厭惡之心”。原因如他所言：

“在我看來法國大革命確實喚起了人民去攻擊偏見、攻擊迷信、攻擊蒙昧主義、攻擊殘忍、攻擊壓迫、攻擊對民主的仇視，從而為各種自由而斗爭。……簡言之，象‘反德雷福斯案’這類傳統(tǒng)乃直接來源于法國大革命。在法國，意識形態(tài)的分野一向可大體劃分為擁護法國大革命與反對法國大革命，而那些反對法國大革命的人都是真正的反動分子……因此，如果我必須要站隊，我站在法國大革命一邊，盡管所有那些荒繆與恐怖確實都與大革命同在?！?

柏林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這番“站隊自白”真所謂黃鐘大呂，振聾發(fā)聵！我認為，就中國知識界而言， 1989 年后許多人都不約而同地走向批判激進主義和烏托邦主義以及重新檢討法國革命傳統(tǒng)和盧梭思想等，本來是非常必要的反省，但今日確實已不能不問，這種反省的水平如何，這種反省的結果又在把中國知識界引向何方？這種反省路向是否已經(jīng)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亦即一方面從檢討法國革命的否面效果出發(fā)而走向全面否定法國大革命本身的正當性及其對近代中國的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則把柏克對法國革命的批判當成所謂“英美自由主義”的真諦，甚至把“尊重等級制，尊重士紳精英的統(tǒng)治”這類“極端反自由主義”觀念統(tǒng)統(tǒng)都反變成了堂而皇之、天經(jīng)地義的“自由主義”觀念？

正是在這一點上，柏林對柏克的批判是極其值得今日中國知識界深思的，因為這一警告事實上提醒我們，自由主義對法國大革命的批判并不等同于柏克式的保守主義批判，更不能與“反動分子”對法國革命的全盤否定同流合污。應該一方面深刻總結大革命的教訓，另一方面則又以捍衛(wèi)大革命的原則為己任。因此，如果說柏克仍是從舊秩序的立場來判定大革命的“不合法性”，法國自由主義則恰恰首先肯認大革命的充分“合法性”，并從這一立場來批判檢討大革命。法國自由主義的史學重鎮(zhèn)基佐（ FrancoisGuizot,1787-1874 ）在西方史學史上首創(chuàng)“文明史”這一概念來連接“過去”與“現(xiàn)在”，強調大革命所標示的現(xiàn)代性并不是與過去的全盤斷裂，而恰恰是文明進展的“合法繼承人”，從而以自由主義史學對“歷史”的解釋破除了保守主義對“歷史過去”的獨占解釋權。基佐的父親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被送上斷頭臺處死的并導致基佐七歲就隨母親流亡國外，但他在反駁保守主義對大革命的柏克式批判時曾有一段名言最能代表法國自由主義強調大革命“合法性”的基本立場，他說即使把大革命期間發(fā)生的所有錯誤甚至罪行都加起來，他仍然要說“法國大革命是可怕但合法的戰(zhàn)斗（ terrible but legitimate battle ），它是權利與特權之間的戰(zhàn)斗，是法律自由與非法專橫之間的戰(zhàn)斗；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節(jié)制革命的任務，也惟有大革命自己才能提出使革命純潔化的任務?！?

換言之，只有首先“站在法國大革命一邊”才能真正批判檢討大革命?；舻膶W生托克維爾很快把這一基本思想轉換為：只有首先“站在民主一邊”才能真正批判檢討民主，因為在托克維爾看來，法國大革命的本質是“民主革命”，法國大革命的問題因此說到底是民主的問題。托克維爾由此拈出了“民主時代來臨”這一概念：“一個偉大的民主革命正發(fā)生在我們中間……平等的逐漸擴展因此是某種命定的東西，這一擴展的主要特點是：它是普遍的、永不停歇的，而且每天都在突破人為的障礙”。

◆　三

今天的讀者一般不會問托克維爾當年為什么要舍近就遠，不去英國考察自由主義，卻要去美國考察民主？換言之，托克維爾為什么要寫“民主在美國”，為什么不是“自由主義在英國”？事實上這一問題不但對了解托克維爾的思路極為關鍵，而且對了解自由主義本身的發(fā)展都非常重要。就托克維爾而言，他把視野轉向美國首先就是因為他認為，對于大革命以后的法國和歐洲，所謂英國光榮革命模式并不具有示范作用，恰恰相反，在他看來英國以往的革命由于是前民主時代的，因此只具有地方性、局部性的意義，法國革命則具有世界性、普遍性，因此他認為今后的問題并不是法國要效法英國，而是英國遲早要走上法國的路，惟一的問題只在于英國是否能避免法國那種狂風暴雨的形式。他在考察當時英國的改革后由此指出，英國在 1832 年“改革法案”以來的變革不同于英國以往的革命之處就在于它已經(jīng)是歐洲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其實質是法國革命在英國的延續(xù)。

這里應當指出，目前相當流行的所謂“英美自由主義”這個概念乃是一個非常含混而且不乏誤導性的術語，因為它極大地模糊了英國和美國之間的重大差異。首先，就托克維爾時代而言，沒有人會把英國和美國看成是同一類型，而是普遍被看成代表完全不同以致相反的政治方向，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了解托克維爾考察美國的歷史意義；其次，在英國 1870 年改革進入民主政治以后，英國和美國恰恰代表民主政體內的兩大極端，即美國是所謂“純粹總統(tǒng)制”，而英國則是“純粹議會制”。這一差異絕非無足輕重之事，而是深刻影響兩國從制度安排到思想意識形態(tài)的方方面面。例如所謂“三權分立”人們常以為是民主政治的普遍制度安排，其實只是美國總統(tǒng)制下的制度，而決非英國“議會至上”制度下的安排?？傊?，泛泛空談所謂“英美自由主義”只能使人一切都不甚了了。

這里更需要強調的是，在托克維爾的時代，美國和英國事實上代表兩種非常不同的政治選擇。在法國大革命以后，法國以致歐洲的一般思想氛圍就象今日中國思想界，充滿了關于英國模式和法國模式的比較，充滿了以英國 1688 年光榮革命為樣板的向往。柏克對法國革命的批判在當時尤其對整個歐洲都具有籠罩性的影響，人們幾乎很自然地都以英國為模式來思考歐洲在大革命以后的重建問題。因此，如果托克維爾也是這樣看問題，那么他也就根本不必去考察美國的“民主”，而應該去考察英國的自由主義。但托克維爾恰恰從很早開始就非常懷疑當時這種言必稱英國的傾向，并在他訪美以前寫下的重要長文“英國歷史反思”中得出了自己的基本結論。意味深長的是，托克維爾在那里給予正面評價的是英國 1640 年革命，而對 1688 年革命即所謂“英國光榮革命”的評價卻是否定性的，因為他認為 1640 年革命是英國平民的勝利并建立了共和， 1688 年革命則是封建貴族的回潮，從而使 1640 年革命成為未完成的革命，因此在該文結束前他特別表示他看不出當時法國人期待法國的 1688 年革命有什么益處，并說他在總結了英國史后反覺得“更加驕傲自己出生在海峽的這一邊（即法國）”。毫不奇怪，兩年后法國爆發(fā)七月革命，當許多自由派都將之看成是法國的 1688 年革命時，托克維爾卻以更加認定“英國不足以被看成樣板”的心情離法赴美。

這里尤可一提的是，托克維爾在訪美歸來后，在正式動手寫《民主在美國》以前，終于下決心非親赴英倫考察以后才能下筆，以便印證他的基本信念，即貴族自由主義制度即使在英國也已不可能再持存下去。這次考察的結果完全證實了他的預感，即英國本身已處在民主革命的漩渦中。托克維爾訪英回來后，再無猶豫，開始全力投入《民主在美國》的寫作。

這里有必要指出，托克維爾這本名著的書名不宜譯為《美國的民主》，而只能譯為《民主在美國》，因為正如托克維爾特別強調的，他這本書要表述的只有“一個思想”（ a single thought ），這就是：“在全世界范圍，民主都在不可抗拒地普遍來臨”。換言之，托克維爾的中心問題首先是民主時代的來臨問題，并強調民主問題將是“普遍而持久的”（ universal and permanent ），惟其如此，他才反覆強調，他這本書要提出的問題“并非僅關美國，而是與全世界相關；并非關乎一個民族，而是關乎全人類?！泵裰鳌霸诿绹钡那闆r之所以特別引起他的興趣是因為他認為，“民主時代”來到歐洲無一例外要以摧毀貴族制度為前提，從而以“民主革命”為必經(jīng)階段，美國則因為歷史短暫是一個沒有“貴族時代”的國家，因此“民主在美國”的獨一無二性就在于它不需要以推翻貴族制度為前提從而避免了歐洲那種民主革命。托克維爾認為，由于民主在歐洲是伴隨革命而來，因此許多人已習慣于認為民主與動亂及革命之間有某種必然聯(lián)系，而他對美國的考察則要告訴人們，民主帶來的動亂只是在轉型時期的暫時現(xiàn)象而非民主的本質，因為民主與革命的真正關系毋寧是：民主越發(fā)達，動亂越少，革命越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