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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進城青壯年農民雖然在城市務工經商，他們在年節(jié)時間卻往往返鄉(xiāng)，一方面是父母子女仍然留守農村，他們要返鄉(xiāng)照看父母子女；另一方面，進城農民還需要返回村莊尋找社會關系和生活意義。他們進城了卻不可能也不愿意斬斷與村莊的聯(lián)系，經濟上、社會資本上和生命意義上的聯(lián)系都無法斬斷。

在當前中國發(fā)展階段，城市很難為進城農民提供在城市體面完成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就業(yè)與收入條件，農民年輕時進城，年齡大了仍然難以在城市體面安居，就需要返回農村。從年老父母的角度來看，即使他們的子女在城市有住房，有穩(wěn)定收入，這些年老父母也大多不愿與子女一起生活在城市，因為一起生活就意味著受到子女的各種約束，不自由，就像坐牢一樣。與子女短時間一起生活，很親密，是親人，但長時間在一起生活就變成了仇人。進城農民買了房子也往往只是年輕子女在城市居住、生活和工作，年老的父母仍然在農村居住生活以及耕種土地。

小結一下，當前中國農民進城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農民家庭中往往是中青壯年勞動力進城務工經商，農村勞動力進城了，城市化率提高了，留在農村的農民家庭數量并未顯著減少；第二，因為缺少對在城市體面安居的預期，農民進城時大多會保留返鄉(xiāng)退路，而不愿選擇“不可逆”的進城策略，最重要的是保留他們在農村的宅基地與耕地；第三，進城農民傾向在年節(jié)時間返回農村，以保持與農村經濟、社會、價值方面的聯(lián)系；第四，農村老年人不愿與子女一起在城市生活，因為“城市生活不自由”，而只要與土地結合起來，有村莊熟人社會，老年人在農村的生活就比在城市有更高的質量、更好的品質。

由此造成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兩個顯著后果：第一，大量農民進城了，農村出現了空心化現象，農戶家庭數量卻未顯著減少；第二，中國城市化率快速提高了，農民卻沒有退出農村宅基地，農村建設用地沒有隨著農民進城而顯著減少。甚至陳錫文講，與社會主流輿論認為農村住宅空心化程度很高的判斷相反，“據國家電網公司對其經營區(qū)域內居民房屋空置率（年用電量低于20千瓦時）的統(tǒng)計，城鎮(zhèn)居民房屋空置率為12.2%，而鄉(xiāng)村居民住房空置率為14.9%”[3]，農村住宅空置率僅僅比城市住房空置率略高。

農民進城了，卻仍然保留農村宅基地，保留進城失敗的返鄉(xiāng)退路，這顯然是農民對自己進城風險的理性評估。在當前中國經濟發(fā)展階段，不可能所有進城農民都可以在城市獲得穩(wěn)定就業(yè)與收入并體面安居，而幾乎必然會出現大量進城農民難以在城市體面安居的進城失敗的情況。一旦進城失敗，他們就可以返回農村，與土地結合起來，在農村過熟人社會中的體面、安逸、悠閑的生活。正因進城失敗可以返鄉(xiāng)，中國才沒有出現進城失敗農民在城市的漂泊聚積的現象，也就沒有出現發(fā)展中國家通常都存在的大規(guī)模城市貧民窟。

印度達拉維貧民窟，曾經是亞洲最大的貧民窟，現在逐漸“旅游景點化”了（圖片來自維基百科）

除此以外，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結構已經深深嵌入世界經濟體系，也就嵌入到世界經濟周期中。這樣的經濟周期一定會有周期性的風險，典型的如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造成中國大約2000萬農民工失業(yè)。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講，2000萬農民工失業(yè)就意味著2000萬個家庭失去收入來源，就會引發(fā)嚴重的社會危機。中國情況完全不同，因為所有失業(yè)農民工都可以順利退回農村?；氐睫r村后，失業(yè)農民工“正好可以休息一段時間”，而他們回家的生活成本也不過是在家里吃飯時“多擺一雙筷子”。

正因進城農民留有返鄉(xiāng)退路，他們進城失敗可以選擇返鄉(xiāng)，中國就具有極強的應對經濟周期的能力，就不會因為出現了經濟或金融危機而造成社會危機、政治動蕩。這正是改革開放40多年中國在快速經濟發(fā)展中保持了高度社會政治穩(wěn)定的關鍵。

當前中國城市化快速發(fā)展，大量農村人口進城，農民卻并未同步退出農村宅基地，這個事實可以有兩個完全不同的價值判斷。

第一個判斷是，農民進城了，要增加城市建設用地，卻沒有同步退出農村宅基地，由此造成當前中國城鄉(xiāng)建設用地同步增長的現象，這樣就造成了嚴重的土地資源浪費。尤其是一些人認為城市建設用地十分稀缺與珍惜，而對農民進城卻未退出宅基地極為痛惜，因此極力主張農民城市化進程中應當“人地掛鉤”[4]，即農民進城就應當退出農村宅基地，以減少當前農村土地資源、尤其是建設用地資源的低效與浪費，以提高建設用地效率，以節(jié)約集約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