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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拉納·米特、埃爾斯貝特·約翰遜 翻譯/ 觀察者網 劉思雨】

原摘要：

許多人錯誤地認為，在中國，經濟自由的發(fā)展會帶動政治自由的發(fā)展，并且中國的經濟增長會建立在與西方相同的基礎上。本文作者認為，這些假設根植于對現代中國的三個根本錯誤的觀點上。其一，經濟和（西式）民主是一體兩面；其二，“威權”政治制度不可能獲取合法性；其三，中國人像西方人一樣生活、工作和投資。

但是，自1949年以來，作為影響所有中國人的機構、社會和日常生活經驗的中心，中國共產黨一直在強調中國歷史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重要性。除非西方的公司和政治人物了解這一點，并修正他們的觀點，否則他們將繼續(xù)這樣錯誤地解讀中國。

當我們在20世紀90年代初第一次到中國旅行時，它與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非常不同。即使在北京，許多人也穿著毛澤東式的制服，以自行車作為交通方式；只有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官員能夠使用汽車。在農村，人們的生活則保留了許多傳統元素。但在接下來的30年里，歸功于旨在發(fā)展經濟和增加投資的政策，中國成為一個全球性大國，擁有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一個渴望消費的新興中產階級。

但是，有一件事仍舊沒有改變。許多西方政治人物和企業(yè)高管仍然不了解中國。例如，他們相信政治自由將伴隨新的經濟自由而發(fā)展起來，并且錯誤地認為，中國互聯網的發(fā)展模式將與西方類似，隨心所欲，并且具有政治顛覆性。此外，由于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將會建立在與西方相同的基礎上，他們中的許多人沒有認識到中國政府持續(xù)充當投資者、監(jiān)管者和知識產權所有者的角色。

為什么西方國家的領導人總是如此錯誤地理解中國？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會看到商界和政界人士經常堅持三種對現代中國的理解，它們流傳甚廣，但本質上是錯誤的。正如我們在下文中所論證的，這些假設反映了他們對中國歷史、文化和語言的了解上的空白，使得他們在將中國和其他國家類比時，得出了有說服力，但存在嚴重缺陷的觀點。

誤解1：

經濟發(fā)展和民主是一體兩面

許多西方人認為，中國的發(fā)展軌跡與日本、英國、德國和法國在二戰(zhàn)結束后立即開始的發(fā)展軌跡相同。唯一不同的是，與其他亞洲經濟體相比，如韓國和馬來西亞，中國起步晚得多，因為它受到了持續(xù)40年的毛澤東時代的阻礙。根據這一觀點，伴隨著經濟增長和逐漸富強，中國的經濟和政治都將走向更自由的模式，就像其他國家一樣。

這是一種合理的說法。正如作家尤瓦爾·諾亞·赫拉利所指出的，自冷戰(zhàn)結束以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似乎已經衰亡，自由主義幾乎沒有對手。

并且，這種說法得到了一些有權有勢的人的支持。在2000年的一次演講中，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宣稱：“通過加入世貿組織，中國不僅僅同意了進口更多我們的產品，還同意學習民主最寶貴的價值之一：經濟自由。當個人有能力……實現他們的夢想時，他們會要求更大的發(fā)言權?！?

但這個觀點忽略了中國與美國、日本、英國、德國以及法國之間的一些根本性差異。自1945年以來，這些國家一直是擁有獨立司法機構的多元化民主國家。因此，經濟增長與社會進步攜手并進，比如通過立法保護個人選擇和少數人的權利。

這就使得人們很容易認為民主和經濟發(fā)展是一體兩面。蘇聯的解體似乎驗證了這一觀點。蘇維埃政權無法為人民帶來足夠的經濟增長導致了它的解體。在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glasnost，開放性，指20世紀80年代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后，俄羅斯最終融入了全球化的經濟體制（perestroika，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政治及社會結構的改革）。

1985年，時任美國總統里根（右）與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會面（圖源：搜狐網）

然而，在中國，經濟增長是在穩(wěn)定的共產主義治理下實現的，這表明民主和增長并非必然地相互依賴。事實上，許多中國人認為，中國最近的經濟成就，比如大規(guī)模的脫貧、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和發(fā)展為全球性的科技創(chuàng)新者，不是因為別的，而是因為“威權主義”政府。

此外，中國對新冠肺炎的積極應對與許多西方國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西方國家的死亡率較高，后來的封鎖也不那么嚴格。這一事實也加強了這種觀點。

中國還打破了其“威權主義”將抑制創(chuàng)新能力的猜測。它是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和太空探索的全球領導者。它的一些技術成就是由市場力量推動的。人們想購買商品、或者更方便地溝通，而阿里巴巴、騰訊等公司幫助他們實現了這一需求。

但很多技術進步來自于軍隊，他們具有強大創(chuàng)新能力和充足的資金，對中國新興產業(yè)進行了大量投資。當然，這與美國國防和情報上的支出在硅谷發(fā)展中的作用是一樣的。

但在中國，面向消費者的應用實現得更快，政府投資與惠及個人的產品和服務之間的聯系也由此表現得更加明顯。這就是為什么普通中國人將中國公司，比如阿里巴巴、華為、抖音等，視為民族自豪感的來源和中國成功的國際先鋒，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樣將其簡單地看作工作崗位或GDP的提供者。

因此，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艾什中心于2020年7月進行的民意調查數據顯示，95%的中國人對北京政府持滿意態(tài)度。我們自己在中國的經歷也證實了這一點。我們遇到的大多數普通人并不覺得“專制國家”完全是壓迫性的；對他們來說，“威權國家”也提供了許多機會。因為中共改革了財產法，現在重慶的一名清潔工能夠擁有幾套公寓；一位上海記者從國家控股的雜志社那里獲得報酬，飛往世界各地報道全球生活方式的變化趨勢；歸功于社會的流動性和黨對科學研究的大量投資，南京的一名年輕學生能夠在北京的清華大學學習推進物理學（Propulsion Phy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