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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明史如何既連貫又斷裂

隨“民主化”的世界歷史意識而生的是“全球化”意識：“全球史”式的新“世界史”與“民主化史學”相伴而生。據(jù)說，民族國家式的世界史敘事壽終正寢了。[51]

所謂民族國家式的世界史與“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史幾乎是同義詞，即便在“全球史”學的創(chuàng)始人麥克尼爾那里，世界歷史的主線仍然是古希臘羅馬 – 中世紀基督教歐洲 – 現(xiàn)代歐美的三段式。因此，人們有理由把民族國家式的世界史視為歐洲霸權主義的世界史。隨著地緣政治格局的改變，如今得叫做美國霸權主義的世界史。[52]

對于美利堅帝國式的世界歷史意識來說，西方文明從古希臘到美利堅的歷史是連貫的歷史，美國理應是“西方文明”傳統(tǒng)的承繼者和擔綱者。對于美國學界的民主化世界歷史意識來說，則不僅西方文明具有多重傳統(tǒng)，甚至“英美文明”也具有多重傳統(tǒng)和內(nèi)在多元性。[53]用梁任公的話來說，民主化的世界歷史意識必然使得帝國內(nèi)部從“相結”走向“相排”。

一百多年前，梁任公已經(jīng)認識到，自希臘羅馬以后，世界史之主位，既全為阿利安人所占，及于羅馬末路，而阿利安族中之新支派，紛紛出現(xiàn)。除拉丁民族（即羅馬族）外，則峨特（Celtic，［引按］今譯“凱爾特”）民族、條頓民族、斯拉夫民族其最者也。峨特［凱爾特］民族在阿利安中，以戰(zhàn)勝攻取聞。（《新史學》，前揭，頁22）

在今天的民主化“全球史”學者看來，梁任公上了“歐洲中心主義”的當，因為他完全忽略阿拉伯民族和蒙古游牧民族。梁任公會爭辯說，史學不過是“敘人種之發(fā)達與其競爭而已”（《新史學》，頁16）。對法蘭西帝國舊夢念念不忘的法國史學家會對這一說法點頭稱道，卻不會對拿破侖帝國之后法國接連敗走麥城的歷史多看幾眼。[54]

相反，預感到法蘭西帝國已經(jīng)一蹶不振的史學家，早就回過頭去細看羅馬帝國瓦解的歷史。換作當今仍然掌握著世界霸權的帝國的史學家，則會細看羅馬帝國如何擴張和防御的經(jīng)歷，從中獲得維持世界霸權的經(jīng)驗和教訓。[55]

梁任公會愿意承認，他看到“人種之發(fā)達”及其競爭隨時勢而變，絕對沒錯。他只是沒有想到，在他離世后僅僅半一個多世紀，“競爭”就出現(xiàn)了如此出乎他意料的變局。[56]但是，誰能夠預料世事的變局呢？

其實，有些事情與世事變局無關，梁任公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難道不應該想到并思考這樣的事情？既然梁任公關切中國在“國族相結相排”的時代如何重構史學和施行新的史學教育，他就應該花費心力深入認識“國族相結相排”的世界歷史。

梁任公沒有看到，所謂“西方”是一個充滿歷史斷裂的文明概念。“西方”與“歐洲”這個希臘人命名的地理名詞一樣，“是個浮動的、可修改的，而且有彈性的概念”——霍布斯鮑姆因此認為：

從來沒有“單一”的歐洲這回事。差異永遠不可能從我們的歷史上消除。事實就是如此，不管是將歐洲換上宗教的外衣還是地理的外衣，都不會有所不同?！浇淌菤W洲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部分，但是，它就像“民族”及“社會主義”一樣，都不可能成為統(tǒng)一歐陸的力量。[57]

對比半個多世紀前（1928）施米特的說法，我們一定會覺得深有啟發(fā)：

“歐洲”這個詞在今天更是一個難以清晰可辨的觀念。在關于歐洲的不同設想和概念中，即便確定一個令人信服的地理范圍也是困難的。英國屬于歐洲，還是它與其自治領域和殖民地構成一個封閉性的帝國？這個帝國與歐洲大陸建立聯(lián)系既是可能的，也是有害的。西班牙屬于歐洲嗎？它與拉丁美洲國家的聯(lián)系比與德國和斯堪的那維亞國家的聯(lián)系不是更密切嗎？俄國屬于歐洲嗎？設想在斯拉夫民族的主要國家與西方斯拉夫人之間存在著一個差別是正確的嗎？法國應該與它的全部殖民地和整個軍事力量一起參與進來嗎？這就是說，它應承擔軍事和政治的統(tǒng)治嗎？德國由于它日益增長的債務不是更加依賴美國而不是它敵對的或者持不信任的鄰國嗎？最終，整個歐洲問題只歸結為德法諒解？甚至只歸結建立一個包括德國西部、法國北部和東部、比利時和盧森堡的經(jīng)濟綜合體？所有這些問題都尚未解決。[58]

羅馬帝國曾不可一世，但帝國東西分治后，兩個羅馬帝國相互拆臺，隨之先后被由東向西入侵的兩家蠻族顛覆。東羅馬帝國被突厥人的政治單位更替后，如今除了剩下所謂的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就是地緣政治學上的破碎地帶。[59]

西羅馬帝國則比較幸運：由于入侵的蠻族在1492年后承繼了其“文化武力”，以至于迄今仍然可以見到西羅馬帝國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梁任公已經(jīng)看到：

羅馬位于古代史與近世史之過渡時代，而為其津梁。其武力既能揮斥八極，建設波斯以來夢想不及之絕大帝國，而其立法的智識，權利的思想，實為古代文明國所莫能及。集無量異種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權制度之下，為一定之法律以部勒之。故自羅馬建國以后，而前此之舊民族，皆同化于羅馬，如蜾蠃之與螟蛉。自羅馬解紐以后，而后此之新民族皆賦形于羅馬，如大河之播九派。（《新史學》，頁21 - 22）

即便在今天看來，我們還不能說梁任公的“世界史觀察”錯了。1854年初秋（9月），蘭克應邀為巴伐利亞國王講世界史，他開場就說：

為避免在歷史中迷失方向，我們將從羅馬時代講起，因為這個時代匯聚了極為不同的重要因素。[60]

哪個“羅馬時代”？羅馬城邦崛起時，憑靠“拉丁同盟”形成的“國力”與迦太基城邦爭奪伊比利亞半島和西地中海的控制權，曾險些遭遇覆亡；隨后的地緣擴張節(jié)節(jié)勝利之時，羅馬城卻又陷入共和政制危機。若非“天降大人”屋大維（公元前63 - 公元14）花費20年時間完成從共和向帝制轉(zhuǎn)型，世界史上是否有“羅馬時代”還真難說。[61]

“羅馬時代”到來之時，羅馬人如何看待此前的“希臘化時代”呢？